《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与京口重镇的形成4.总结郗鉴

东晋政治形势
  衣冠南渡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平定华轶、杜弢、王机、杜曾，功业积累，以此压迫晋室，最后兴兵叛晋。此后居上游者多追随王敦脚步，依赖强兵放纵。护卫晋室者，联络其他士族抵抗上游强藩。这种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
  中国历朝历代中，权臣历代皆有，但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南渡时的琅邪王，与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比权轻众寡，声望低微。琅邪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只是由于两京陷落，皇帝宗室尽死于难，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余地，才使僻远的江东成为正朔之地。琅邪王以际遇而得帝位，并没有法统、实力、功劳为依靠，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有过的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现象，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士族有兵可专，则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断南来，补充着兵的队伍，士族依以统兵作战的武将，是久事疆场的流民帅。
  《太平御览》记载“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白板天子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它的存在，靠众士族支撑，每家士族为了门户利益，都力图挟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从于己。所以东晋天子只有在各家士族门户地位平衡、利益均沾的条件下才能自存。而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权势，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权势。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权势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王敦之乱。
  毕竟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主要依靠琅琊王氏应付江南本地士族，东晋政权得以偏安一隅，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夺中枢权力，以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占据有利位置的方镇出现，以外制内，凌驾中枢。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违背门阀政治的局面。
  东晋政权毕竟还是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其政局发展是几家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覆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平衡稳定的维持往往有赖于“处其利而无心者”这样的强臣。而郗鉴就是这样的强臣。他使士族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苟存。

郗鉴功绩总结
  郗鉴一边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一边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的觊觎。比如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但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且他的作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谋划之类，战场上排兵布阵非其所长，因此没有轰动的事迹，不太被史家重视。且郗鉴的家族在江左从未如王、谢一般显赫，郗鉴自认为是靠政治才能在门阀政治中登上高位，这就像鸡飞上天一样。郗鉴两拜三公，相隔近十年，而谦退本意前后如一，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善始令终而没有顾虑。
  卞壶言郗鉴：“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三反，如三种矛盾，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的门户在手，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