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通的情感

如有任何雷同，主要来自人类经验与情感的共通性。
“危机”是个相对的字眼，每个人的情绪控温计设定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其他人在担任义工时，都遵守一套六步骤的危机处理模式，包括跟来电者做诉诸以情的接触（检讨和辨识各种情绪），探讨当前的难题（通过开放式问句），把难题做一总结（建立共识），如果可能则提供解决方案，探讨外在资源（讨论处理技巧及转介给其他机构），就计划或行动达成协议（或安排后续的通话）。
沮丧就像显微镜，
把人的视野局限在一个晦暗、痛苦的意念上。
仿佛感官被堵塞，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
正常情况下，
充斥在生活中的那些不相干的感觉和无谓的念头，
全都消失了。
“承诺”这回事很有趣；一般人都会遵守承诺，即使他因此得花费时间、承受尴尬或面对危险，即使明知自毁的计划会因承诺而受阻。人类得以生存至今，一部分仰仗协调和合作的能力。所以很多法律都以合约为基础，也就是写在纸上的承诺。老祖宗的生活以交换和互惠为核心，所以用合约来明确义务。人的行为可以根据合约进行预测之后，“承诺”揭露出一小部分未来的断片，这就减轻了我们一部分的焦虑。没有承诺，人生就永远摆脱不了惴惴不安。承诺让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部分未来的难题，控制未来，使未来显得不那么抽象、神秘、无法掌握。承诺代表信赖：我们把一部分预期中的快乐和幸福寄托于做出承诺的人，因此撕毁承诺必须受到惩罚和羞辱。所以我们要求来电者做出承诺，遵循的是一条古老的法则。
沮丧就像显微镜，把人的视野局限在一个晦暗、痛苦的意念上。仿佛感官被堵塞，不再接收外界的讯息。正常情况下，充斥在生活中的那些不相干的感觉和无谓的念头，全都消失了。重新跟这些感觉连线，有时能暂时缓和悲伤，甚至使堵塞之处豁然畅通。
我们总把救赎想成场面浩大的一幕戏，但沮丧中的人就靠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个结攀附着生命，有时只需把结重新系好。
死亡来临不会专挑你有空的日子。即使有约会，即使有新生儿，即使事情没做完，即使对所有他们丢下的人都构成最恶劣的时机，人还是非死不可。尚待履行的诺言救不了你。
有种关于自毁者的理论认为，因为小时候只有在蒙受严重伤害后才能获得食物和疼爱，所以成年以后她们不断伤害自己，因为潜意识中，她们把渴望得到的慈悲、保护、爱，跟伤害联系在一起。
提醒接班的辅导员哪些人可能来电，就有可能事先做些准备，设计一套应对的策略。有时我们就像一组慢动作的接力赛跑。传递给下一个人的接力棒并不是实物，而是精力。
我们的演化速度不够快，
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出征兆，
但它仍以缓慢得无法觉察的速度推进。
天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
我们似乎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临界点上，
一边是化石，一边是现代。
演化就像是一个在幕后操纵秘密社会的人，我们不自知地遵守它所有的法律规章。它的承诺是变化，它的座右铭是“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的焦虑倾向不懂得从渣滓中过滤真正要紧的事。每天都是焦虑的盛宴，心痛与痉挛走马灯般鱼贯而过。场合是否相关毫不重要，焦虑都照样来袭。
面临可怕的困境和无名的焦虑，我们之中较脆弱的人可能会感到沮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暂时的冬眠，身体有其节省能源的策略。
我一直感到妙不可言的是这些扭转心灵的力量，虽然像冰河般古老而强大无比，却也能根据选择或情况调整，产生特立独行的个人。虽然我们很想以演化过程最可夸耀的终极成品自居，但在整个大创造计划中，我们人类毕竟只是初来乍到而已。恐龙称霸地球数百万年，我们却宣称它们是演化失败的产物。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演化速度不够快，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出征兆，但它仍以缓慢得无法觉察的速度推进，在我们睡眠、玩耍、忧虑、学习、工作、做梦的时候。天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我们似乎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临界点上，一边是化石，一边是现代，难怪我们老觉得不平衡。
七月的长昼喂饱了我们对光的饥渴，使位于前额的松果腺趋于饱和，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活泼。细胞里沉默的声音命令我们：繁殖，现在就去！
五年前，我试用过百忧解，它正如预期能使我情绪高昂——说得具体点，它让我觉得比好更好——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它暂时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有生以来头一遭，我可以做线性思考，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架构、计划、分析、解释、讲究务实与效率。如果我本来就是一个线性思考者，这么一来，必然更易于发挥我的天赋能力，使我的工作大有进展。但是心灵与物质的神秘搭配，造就我诗人般敏感的个性，百忧解会使我无法再用与生俱来的隐喻方式思考，无法再因物取譬，探讨乍看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秘密的关系，像有一道铁栅栏隔断了我的想象，泉涌般的思绪倾注成静止的酒液。这过程非常机械化，所以我不觉得惊慌，整件事都毫无疑问。它不像灵感枯竭的感觉，也不像着手撰写新书前，等待灵感满溢的那种急切而烦躁、焦虑的着魔阶段，这完全跟自然状态不一样。它比较像是除夕晚会中途，有人走进派对现场，把所有灯光关掉，跳舞的人和乐师都停在原位，但不再演奏，也不再舞动。
服用百忧解，我可以写非常直接、简洁的句子，像这句一样，但每当我探索隐喻的世界，试图用文字照见生命中隐晦的事物，却总是一无所成。就像站在悬崖边缘，伸手摸索稀薄的空气——相对于随手一抓，就捞到一只老鹰，如果你知道老鹰就在那儿，知道能抓得到它，但现在却一片空空如也，怎能不迷惑呢？当然，对感官的运作增加一点认识也很有趣，但我不能这样过活而以为正常，所以我不再服用百忧解。而一旦停服，派对就像当初忽然静止般顿时又恢复了生气，空气中满是老鹰拍翼，我又回到熟悉的世界。
预防辅导员试图追溯的不是情绪，而是与具体事实有关的回忆，抽离出使一件事难以忘怀的感官细节，因为这才是大脑储存受伤记忆的正确方法。偶发事件往往造成心理障碍。
确实，未为酗酒或精神疾病所苦的艺术家实在不多。是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天才必然掺杂着疯狂”？19世纪作曲家舒曼，一生在濒临自杀的低潮与登峰造极的亢奋之间摆荡，他是否需要靠掏空情绪、使人筋疲力尽的躁郁症，才能创造杰作？研究舒曼的专家从他的信件与病历中发现，他大部分作品是在躁症发作期间完成。例如，1839年他深感郁闷，创作了四首曲子；第二年，他乘躁症的狂澜，一口气创作了二十五首。他的天才的一大特征是两种状态下，他的作品都一样出色。虽然他在躁症阶段作品较多，但他完成的平庸之作与精彩杰作的比例，与郁症期间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产量，躁郁症只带来更多精力，并非带来洞察力、激情、感觉的敏锐。
艺术天才需要高于一般的敏感、冒险意愿、冲动，以及世界正等着你提供你的展望、为世间万物增色的信心。凭着这份信念，你目光一转就能为柳树着色。并非每一个有创作力的人都有抑郁症、躁郁症或精神病。但三个国家对艺术家的研究显示，他们酗酒、精神分裂、抑郁症的发生率都远高于常人。究竟为什么像凡·高这样的一位艺术家，会在遗传里同时得到创造力与精神病的因子？它使人年纪轻轻就自杀，当然对生存没有帮助。中等的创造力或许有助于发现打猎与采集的新方法、组织同胞、预测危险、及早应变，对我们的祖先而言，这是一种有用甚至能救命的特质。太强的创造力虽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却不那么实用。所以导致酗酒与精神沮丧的倾向，或许只是创造力基因一种不良的副作用，不对只具有中等创造力的人造成损害，但会随着创造力增强，副作用造成的损害也会增强。即使如此，大多数艺术家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另一方面，艺术家通常都有两三份工作，常遭到拒绝或漠视，生活贫困，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规律；他们不适应天天上下班的生活，也比周围的人内向自省，靠提供不寻常的观念或观点谋生，把探索最深层的感觉当职业；成名之前没有人了解，也无人尊重，成名之后又要经常被人批判——每件作品都得跟前一件一样好，而且必须好在同样的方面。这种生活方式听起来就很不稳定。“从孤独诞生出我们的原创、诞生陌生而危险的美——那就是诗。”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中写道。艺术家或许必须孤独才能工作，但孤独何时结束而寂寞开始？再加以艺术家有时把意识的极端想得太浪漫。对某些人而言，创作是一种变化万千的艺术，仰赖愤世嫉俗和许多微妙的绝望仪式。在我看来，它往往是一种赞美、探索、祈祷的形式，但我相信我这种观点是少数。很多艺术家有个问题多端的童年，他们把创作当作个人的救赎行为。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矢言：“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不幸福的使命。”几乎没有艺术家不是因为受伤而投身艺术。所以我始终无法确定，在创作者的生命中，自然与哺育何者较有影响力。这或许是一种双人舞，有时自然带领，有时哺育接手。我设想两颗外围行星，海王星与冥王星，它们的轨道以某种方式重叠，所以它们不时交换位置。这时候是冥王星在远处，但不久以前，却是海王星在远处。根据人格与才华的素材，谁能断定它们会带领我们朝何方发展？围绕家庭生活的引力，谁能说它将如何塑造我们？
但我确信，艺术家会患抑郁、精神分裂、上瘾等心理疾病的那部分，跟创造的那部分是分离的。它在酒醉、悲伤、狂躁、幻觉中，等待恢复相对的清醒与稳定，那是一个可以从事创作的静止点，它就在精神沮丧之侧。其他人或许不同意，但我相信，即使最癫狂的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基于健康与力量。福克纳虽然酗酒，还趁着部分清醒或偶有的完全清醒时刻写小说。当然，他酒喝得越来越多，写作的机会就越少，直到酒精终于取代墨水，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液体。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尤金·奥尼尔、斯坦贝克、托马斯、赫尔曼、田纳西·威廉斯、海明威、雨果、劳瑞、费兹杰罗、克莱恩、杰克·伦敦、欧·亨利、卡波特，以及许多其他虽不以酒瓶为天才源泉，创作却在酒瓶周围流转的酗酒作家身上，而且他们没有酒精应该会写得更多、更好。害怕会被绝望麻痹，抑郁症患者常投入狂热的活动中。为了远离郁闷，他们拼命工作直到倒下为止，展现超人的精力，不停歇地创作艺术。他们不敢停止，只要放慢脚步，就会被沮丧的导弹追上。
倾吐能强化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在把苦闷转为叙述，
赋予它足够的秩序，
以便与别人沟通的同时，
愁云惨雾会暂时消散，
世界会成为较好的所在。
在自疑的秘密洞窟里，不胜任的感觉会很快扩大
三岁大的小孩就会自言自语，编造十分有趣的故事。孩子一出生就听大人讲故事，学习自己在家族史诗中的角色。有时故事很简单：“爹爹在修剪草坪”或“有头小熊来看你啦”，有时故事是一首烦恼重重的痛苦诗章。孩子浸淫在叙述之中，然后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故事加到全人类说故事的声音里去。
我们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混乱而危险得令人害怕的世界，其中大部分都是谜。要从世界获得安全感，我们必须先赋予它意义，尤其当我们遇到摧毁信心的挫折与不幸时。跟朋友说八卦，展现我们真实的本性，我们不仅是提供生命中何时发生何事的信息而已。
八卦使我们的朋友与心爱的人警觉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偏见、特质、关心的事——还有这些人格的主要元素如何随着时间改变。我们了解自己越多，就越会调整事实，以配合不断演化的自我感。人生的词汇改变之中，我们需要记忆，才能说出得体而在世界新秩序中有意义的话。我们如何说故事影响我们对自我的感觉；改变故事，你就改变了自己的身份。
彭尼贝克的研究中，从不向人倾吐心事的人容易患病、压力大、夭折。他们大部分体力都用于包藏消极的情绪，这会导致血压升高、削弱免疫系统。
为什么叙述一件事能改变我们对它的观感？因为说故事之中，我们同化了恐惧和不解之情，将它们转入有办法对症下药的世界，我们不再感到那么无助。忽然之间，出现许多逃离或舒缓压力的可能性，很多能为天翻地覆的大灾难找到适当人生定位的解释。
因为她自觉被剥夺了选择的机会，我特别提出让她选择。选择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征。我们膜拜选择，往往基于某种目标做选择，但也有的时候，选择是为了运动的缘故——保留选择生存的空间。我们选择活下去，有时也选择自己死去，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做选择只为了证明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创造了一种提供各种选择，并把它们当生活必需品进行推销的文化，其实所谓的商品，通常只不过是更多选择的机会。
有些我们的辅导员，例如我，就是存活者，活着看到人生出现转机，且因曾经差点失去而更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我当初在想什么呀！”这些人可能会震惊地这么说。但他们了解死亡的另一面，令人窒息的逻辑，死亡未遂的恐怖，自杀者神圣的毁灭宣言；他们知道通往那座冰冷地牢的梦游者小径。
我们都对整个系统、我们所受的训练和所发挥的作用，感到既惊且喜。我们从一点一滴中学到辅导技巧，目睹所有的片段契合就能救人性命，仍感到不可思议。本离去时，我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满身大汗。好几个小时，我一直坐着没动，但我的心灵不断奔跑冲刺，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锲而不舍。漫长的一天里，无数动物与人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有时是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对策，面对环境赋予的严酷考验。这是特别扰乱不安的一天，但跟本握手意义深远——由半途抓住企图往桥下跳的男孩的人，肯定我干得好。
“你办到了。”他起身准备离开时，又说了一遍，坚定地跟我再握一次手，我欣喜地答道：“我们都办到了。”
他挥挥手，离开去执行夜间巡逻。我以为大多数辅导员我都认识，但我还没见过本和他的佩枪与警徽，他是位秘密辅导员，人间悲伤的克星。
大家都以为情绪没有肌肉组织可言，但根据我亲身的体验，情绪也会抽筋，让它们衰弱得无法发挥全力。
想到小镇的人格，我们想的总是它容光焕发、面对全世界的风度，却不把它的挣扎、挫折、黑暗面、不可告人的网络包括在内，但正如我现在所了解的，我在街上擦身而过的许多人，暗地里都与“生命线”有关，或曾在那儿做过辅导员，或曾利用过我们的危机热线及其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