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流传给后世的话语

回顾文学史，通俗文艺对民间的影响往往大于“经史”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不论现在的流行语，还是前几十年的京剧流行的台词都没有化入日常话语，只有化入日常话语，才会进入人们的心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考察近三四百年的社会运动，通俗文学遗留下的话语也曾起过很大作用。现在人们讲传统文化一开口就是“儒释道”三家，或是“四史”“三通”，而忽略了通俗文艺作品，我以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通俗文化，当然也包括《水浒传》，《水浒传》自其产生之后，在明代一直是畅销书。清代是屡禁屡刻，而且大量地改编为戏曲、曲艺在社会上流行，使那些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们也能接触到它，其影响力更超过一般图书。
历来谈叙事性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大多关注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对于作品的话语很少有人涉及。其实话语的影响更深入、更持久。而且《水浒传》所提供的话语与主流话语有根本的区别，它是一套造反者的话语体系。
《水浒传》所贡献的、又被后世广泛应用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除了上面罗列的“好汉”“义气”“聚义”“江湖”“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仗义疏财”及其衍生的“劫富济贫”，还包括“替天行道”“招安”等，但这两个词已经不是单纯的话语问题，涉及的太多，须专文述之。这些词语，就单个来看，似乎没有大逆不道之处，但它们组织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与主流社会抗争的话语系统。这些不仅意在说明造反有理，而且也在告诉造反者应付统治者的技巧和策略。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生活的手段。这一点也被统治阶级中的敏感者所发现，
后世论及梁山好汉往往以“劫富济贫”评价其行为的正义性，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做过以此为目的的事情。《水浒传》中写散财货于民众仅有三处。一是打破祝家庄之后，宋江本来要洗荡村坊，石秀陈述了祝家庄村民钟离老人帮助他的事迹，祝家庄才免遭洗荡，每家发了一石米；第二次是打下青州后，考虑到作战时烧了许多民房，“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其他金帛米粮都装车运回梁山；三是打下大名府后，把“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运回梁山，并打开粮仓，一部分运走，一部分给“满城百姓”。真正无条件分粮给百姓只有大名一次，可能还与大名距梁山太远，而粮食体积大、长途运输不便有关。因此很难说梁山以劫富济贫为宗旨，甚至这个词都没有在《水浒传》中出现过。劫富济贫这个词出现于明末，那时海上枭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自称是“劫富施贫”。而且当时朝廷也承认，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上言：“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19]此后，如清代的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是侠义小说中才较多用“劫富济贫”这个词。
为什么人们对《水浒传》有劫富济贫的印象，从而认为这个概念出自“水浒”呢？我以为这与《水浒传》屡屡讲到仗义疏财，而且往往在仗义疏财之后会说到“扶危济困”或“济困扶危”有关。张顺第一次见到宋江纳头便拜：“久闻大名，不想今日得会。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武松、石勇等好汉见到宋江时都在“仗义疏财”之后，加上“济困扶危”。疏财是肯花钱，扶危是接济贫困。这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吗？不过这是自愿的，并非“劫”的结果，劫富济贫与《水浒传》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