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伦理与新穷人阶级

     
定居者与流浪者
罗伯特瑞克定义了四种劳动者，其中第四种即标题里的定居者，其特点是低技术，工作变换快，从事单调无创造性的工作。由于市场的变化与工作的流动性，其很难产生团结或对工作的忠诚。他们的弱势之处之一在于，资本的流动性使得公司可以没有他们，但是他们受缚于自己的土地，而不得不依赖本地工厂（见纪录片《美国工厂》）。
与之相对的就是就是所谓“流动者”，他们不受距离和空间的影响，酷爱创造，喜欢新奇事物，无价值标准（享乐与自我中心），实践着一种“流体生活”。
失业与过剩
“失业”与“过剩”这两个术语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失业”语境中，失业者被认为处于可雇佣状态但却暂时失业，只要时机到来，他们既可以回归生产者的角色。但是“过剩”意味着多余和不需要。主要原因在于，过去充足的劳动力被视作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现在却以简化为主。所以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提高甚至有些南辕北辙。这时候，工作伦理的作用不再是鼓励人们工作来减少贫穷，而是将失业者罪恶化，来调和社会与永远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以使社会摆脱责任。
发现“底层阶级”
底层阶级的形象如单亲母亲，酗酒者，非法移民，辍学者，他们的同一性在于被认为完全无用，无可救药，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社会可以更好。
对这一阶层无用性的理解最大的功能就是缓和社会的焦虑与恐惧（这种焦虑实际源于对于社会快速流动性的特点下自身价值与生计的焦虑），因为大家可以把矛头指向他们（特朗普把美国的问题指向墨西哥移民）。这指出了人们把一些人归为底层阶级只是因为某种归类的需要，而不是客观上的共性。
工作伦理沦为底层阶级
虽然“底层阶级”的退出是经济逻辑的产物，但是一般会被人们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他们“难以管教”，“疏离”，“怀有敌意”，憎恶工作伦理。要么就是自身的愚蠢或懒惰。我们和社会对其不负有责任。工作伦理起到支撑这些批判的重要作用。
贫穷是种罪行
消费社会在不断地创造诱惑与需求，然而其倡导的生活对低收入者却遥不可及，这种剥夺是最痛苦的。大致上我们就可以分为有欲求和能够满足欲求的人（受到消费社会感召并采取合法行动者），以及受到诱惑但是没法按照消费社会合理方式采取行动的人（一般说的是犯罪的”底层阶级”）。后者（犯罪者）伴随着消费社会产生基本上是一种必然——因为一方面社会创造了他们的欲求，另一方面他们按游戏规则行事成功率又很小或者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已经不止是消费社会的失败者，甚至成为了社会的敌人。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后，我们对穷人也不再普遍具有道德义务。理性上来讲，为他们提供帮助已经没什么经济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天生的同情与怜悯心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慈善嘉年华”（应该不是指所有的慈善活动，而是那种搞个慈善晚会这样的）应运而生，它可以提供一个发泄道德冲动的出口。这只能加强社会日常对穷人的压迫。这些慈善节主办方背后的媒体，进一步把贫穷和剥夺问题宣传为仅仅是饥饿问题，或通过对灾害场景的报道使得我们从道德问题中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