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回忆

第一幸运的是：第二年正赶上中国银价有史以来的暴跌。银价便宜，金价就相对高涨。我每个月的奖学金是日本钱200日元，比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费用要少，但在最好的时期科相当于中国的钱的而被半。日本钱200日元相当于中国钱500元。……这500元中，之生活费还不到100元。……其余的400元，全部用作买书。
其次，更大的幸运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原则上虽是排日。……这就像是一种象征，表面是排日运动，时加上，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日情感倒不如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对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是十分当回事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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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大多数是南方人。本来，当时国民政府提倡的政策之一是国语统一。标准语即中国所说的国语，即把当时的北京话作为全国的标准语来统一推广，但对于大学的老师们，却难以真正的贯彻执行。而且，当时北京大学的老师中，浙江人很多。所谓“当时”，要稍作说明，在北伐成功之前，北京大学也是张作森系派所统治的，“五四”以来的进步先生们被驱逐。后来，随着北伐成功，张作霖撒退，原来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又回来了。所以，人文科学系统的文学系中，80%是浙江人，虽然当时鲁迅已不在北京，关于北京大学浙江籍先生多这一点，身为浙江籍一分子的鲁迅，也曾作过自我辩护。
我听的课当中，浙江籍先生也很多，宁波出身的马裕藻先生的话还能听得懂。朱希祖，字逖先，是历史学老师，因为他长了很多胡子，被人叫成“胡子朱”、“朱大胡子”，他是浙江海盐人，海盐这地方，是语言最难懂的地方。我是真的不懂。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我只听懂了三分之一，旁边的同学说：朱大胡子所说的，我也听不懂！（笑）
我在北大期间，曾有过一次“排朱运动”，其主要理由好像是为了什么别的事情，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话太难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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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他们也作为章门弟子参加了。把声韵、文字学放在文学部的课程中，这与日本不大一样。这些先生们在辛亥革命时，是作为学生发挥作用的。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都是这样，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后，杰出的就成了北京大学的老师了。在我刚到北京时，还是张作霖的时代，先生们都被驱逐出北大了。话稍稍回到前头，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狩野先生到东方委员会中国委员的老先生家里去作礼节性访问，我陪着一起去了。有柯劲态、王树柄、江瀚等，都是清朝遗老，这些老先生，都是北京大学派的先生们不提及的人。还有骈文家王式通、戊戍政变时曾是激进派的王东，但现在也都是遗老了，这些人都是中方委员。在去访问他们的路上，汽车路过现在毛泽东所住的中南海的面对长安街的那个门，叫什么门来着？那时候，张作霖住在那里。那里是民国成立以来，历代大总统居住的地方。我们看到门口立着卫兵。
那些卫兵的服装是当时中国的灰色军装。分立两侧大约有10人左右。枪尖上带着红穗子，挂着青龙刀。正是春天，柳絮飞扬，这是汽车经过张大元帅府门前一瞬间我得到的印象。
张作霖时代，本来北京大学与五四《新青年》有关的人，全部被驱逐了，换成了张作霖系统的人。但是，北伐成功，张作霖从北京逃出，教授阵容又一次更替，原来的先生们，如钱玄同、朱希祖、马氏兄弟、沈氏兄弟等，又都回到了北大。这之后，先生们的干劲儿十分高涨，怎么说好呢？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的复活吧。
用辛亥革命时使用的“光复”一词，可以吗？
对，光复，这词儿更恰当。北京大学的先生迎接北伐军时，十分喜悦，当时作为北伐军进北京的是白崇禧将军，白将军率领的北伐军，刚到城南的南苑时，北京的文化人代表就前去欢迎，致欢迎辞的是朱希祖先生。朱先生的这份欢迎辞登在了报纸上，我读了之后感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跨度的。你们北伐军来到北京，是把从辽、金、元以至清朝，在不正当势力统治下的北京，恢复成最纯粹的中国，所以，我们表示欢迎。话题要从几百年前的辽代开始。（笑）
张作霖北京撒退是1928年6月的某日，然后途中在皇姑屯被杀。开始北京报纸上登出的不是死了，而只是受伤了。总之，张作霖死后一星期左右，北京处于无秩序状态，这时，只是靠总商会维持治安。在日本叫商工会议所。我们也觉得很不安定。但北伐军到达北京城外时，各家各户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原来旗上的白日，四周是像锯齿那样凹凸不齐的。之后，才有了北京大学的复兴。那时，清一色浙江人的倾向日益强烈起来。非浙江籍的胡适，也不再接近北京大学。浙江籍以外的诸先生，便到辅仁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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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情况，我不太关心，只专心研究他们叫“国学”的东西，所以，不太知道。最初的震惊是张作寐之死，因为在报纸上有大量登载。其后，有关共产党在哪里，做什么了，报纸上一律不登载，所以也不知道。只有1930年，长沙被共产党占领，报纸上有很大的报道，之后，叶德辉 一盐谷君的老师，被共产军杀掉，这成了人们的话题。据一个书店老板说，此人出版了《双梅影閣丛书》那样黄色的书籍，所以有了这样的报应。
一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时是文化运动的中心地，现在，根据先生所说的，它还有与辛亥革命关联的革命性的学者，用现在的话说是进步性的学者，……更准确地说，还是革命性的。
这些事很难说，在日本，我们当学生时，最先进的学者，现在也有在文部省周边成为大人物的，几乎在相同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先生也有类似的情况吧。而在与北京大学以外的人接触时，他们对我们这些日本人说话就不大忌讳。如他们曾对我们说：北京大学这般人，在北京大学之内也就算了，还把势力扩展到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以至孔德学院，几乎想一手垄断所有的文化机构，这怎么行呢？！
另一方面，我曾去过北京大学的马裕藻先生家两三次。其最后一次的情况我在《各个时期的人》中写了（《全集》第20卷292293 页），我临回国前去辞行，他说：你听了我的《春秋公羊传》课，但革命是不能一日成功的。可见，先生是把《公羊传》当作革命理论来讲的。实际上，我并未听他的这门课。他还说，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革命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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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其他还做些什么呢？我去北京前，立志要戒两项东西。一是不要看戏，不要成为戏迷，二是不要记住中国菜菜名，不要成为中国菜专家。因为这两项正是我周围所谓“中国通”的人的特点，我有意反其道而行之。
您喜欢看戏吗？
中国的戏剧并不大喜欢。现在想来，当时更多地看一些就好了。
也不常去饭馆吗？
不，那倒是常有机会去的。被中国先生请去饭馆，大约一个月中有一次。这是我被请去、受到招待的次数。当时北京大学的先生们，每晚好像总有两三个宴会，所以，当然就会在第一个宴会上中途告退，这时的辞令是“跟主人告罪”，“还有一席”，说着就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笑）我这时就想：先生们都这么忙，他们什么时候用功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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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老板拿出了图书目录让我看，表示有这么多书，江先生，怎么样？我这边渐渐地恐怖起来，如果我化装的
“皮”被剥去，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日本密探吧。我想尽快告辞，而书店老板说：无论如何，今晚要在家里与儿子一起请你吃饭。这时，我想：必须交底了，老实告诉书店老板，我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等等。这我在《两个中国》中也曾写到。书店老板父子这下更不让我走。那儿子问我：日本有土匪吗？老头子接着说：别问傻事，没有土匪的地方哪里去找呢？（笑）那时我真的是提心吊胆。
那时候，去那些没有领事馆的地方，必须带着护照去，去北京、上海，则没有这必要。
是那种大大的身份证那样的东西吗？
在宝应夜宿时来了宪兵。首先问你：“有枪吗？”我听懂了，假装不明白地回答说：“我没有茶叶。”（笑）于是，宪兵们就让我打开行李让他们检查，一看全是书，明白原来是个做学问的，就走了。
很礼貌的宪兵，给人印象不坏。
中国话渐渐老练，可以与中国人开玩笑，诓骗人了。
是的，刚到南京的那天，宪兵和警察来了我的旅社。这在《南京怀旧绝句》中也写过。渡过扬子江，到了南京的入口下关码头，有旅社、饭店的接站员上来，说是中央饭店，现在也还有吧，一个大饭店。这饭店的接站员就带我一起坐汽车，途中，在两山之间的狭窄处设有警察的查问所。我掏出名片递上去，饭店引导者用奇怪吃惊的脸色对我说：“你是日本人？”于是，过了一会儿，在我就宿的第一天晚上，一个少佐模样的人领来十来个兵，还有两个警官，起来了我的房间。他们用傲慢的神态，叫我打开行李，我也生气了，说：不让看。给你们看也是可以的，但我受我国法律的保护，所以不让看。但这两个警官是从北京来的，凑过去向少佐调停说：这位先生说的话“很漂亮”，就算了吧。“漂亮”一词还有这种用法，我又学到了一样。这以外，没再遇到过什么倒楣事。大致是像中国人一样被愉快通行。（笑）回日本时，我真的是抱着自己已成了中国人的自信回来的。在回来的船中，日本的警察官过来，用中国话问我什么，我回答说：我是日本人。"十分抱歉”。（笑）
回到日本时，穿的是中国衣服吗？
是的，回来后的一段时间也仍穿着它，后来因为不方便，才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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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叫“中国的警察”，但说的不是最近的事，而是二十五六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留学时的事。而且，也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招来警察的事。
那是北京特有的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宿舍里接到大渊真慧的电话，他当时也在北京留学，他是和歌山高商的教授，还曾是高我好几届的同学。电话机中传来大渊亢奋的声音，说是在东四牌楼等电车的时候，随便逛进了这附近的一家古董店，不小心把店里的一个瓷器小花瓶弄碎了，古董店提出了高得不合理的价钱要求赔偿。而自己的中国话又说不太好，非常为难，因此打电话让我快点去。
我和住一起的留学生水野清一君一起，很快坐洋车赶到了现场。与其说是古董店，不如说只是一家古物杂货店更为贴切，所谓的店主人看上去也只是一个与这种店相称的矮墩墩的无表情的男人。他死死拉住大渊君的西服的袖子，说是为了不让他逃走。而这个被打碎的花瓶，据这方面的专家水野君的鉴定：那只是一个杂器而已。
大渊的意见是以适当的价格赔偿，我们翻译着，想尽量说服店主人。但店主只一个劲儿地说：不行，不行。最后，只得提议去警察局。当时是大渊提议的，还是店主提议的，我已不记得了。总之，是去了警察局。严格说起来，当时我们在中国，是享受治外法权的，无需劳驾中国警察的照顾。但事已至此，希望尽快有个了结，就雇了四辆洋车，赶往就近的警察公署。店主抱着作为证据的打破的花瓶片坐在车上，我的车子正好就跟在他车后，一本正经的店主和花瓶，在我的眼前摇来晃去。
到了警察公署，这里好像是原封不动地借用了一个官家宅邸，庭院中花木茂盛，是北京常见的那种宅院构造。首先，在休息室等待，古董店老板依然是绷着一张脸，一语不发。一个好像不当班的警察走过，抽着烟，问我们：
“你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吗？”
不是，我在心中回答。
不久，我们被喊到了调解室。像一个小小的法庭，里侧横放着条木制长桌，长桌里面坐着一个穿黑色中山装的，也是矮胖胖的无表情的人，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特别市内左二区警察的某某主任，接着，非常雄辩地开始演说。
演说以“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开始，继而劝告双方和谈、协商解决争端。他说，这个花瓶本应该值多少钱，古董店老板所说有所不实；但另一方面，因为你的过失打破了花瓶，作为安抚，是否应该赔偿古董店老板比一般卖价稍为更高一些的金额，这个金额是这么些，请双方知晓、认同。大渊君很痛快地接受了，古董店老板也勉强地答应了。案子了结后，古董店老板徒步回去的背影，至今仍在我的眼前。
一场纠纷解决了。当时我非常感动，不，即使到今天，也仍感动不已。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
pp.144-145
古代优秀的国王因时制宜，从不制定法典。因为恐怕引起百姓的纷争之心”（原文：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治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因为如果人民知道法律的存在，就不恐惧政府了，纷争之心就容易产生，大家研究法律，钻法律的空子以行恶，政府就难办了（原文：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一成之，弗可为矣）……所以，法律都是衰世、末世（叔世）之所作，是末梢之物，不足以“靖民”，“靖民”者必以“德”①。这是二千五百年前的故事，它是否为事实，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但这个故事表现了中国人对于法律、对于人为的法则的般看法。即叔向所认为的：法不能“靖民”，因为人类的行为是多样性的，犯罪的形式也是多样性的，对于无限多样的犯罪，判决也应该是无限多样的，因此，应像古代先王那样“议事以制”，法律的条文即使是几十条、几百条，也是有限的，以有限的东西对付无限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
不仅如此，将法典公示于人民，强行实施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引起人民的争心，犯罪就更为多样化。七世纪的注释家唐代孔颖达在《春秋正义》中，引申叔向的话说：“法律条文是有限的，人类的犯罪是无限的。即使制定了法则，也不能网罗所有的罪名。人类的犯罪必不可能完全符合法则，就必然发生疑义，人们利用这些疑义，就产生了与为政者之间的纷争之心，并冒险完成其险恶。犯罪就有可能免于追究。”
以有限制约无限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刺激和助长事物向无限的、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换言之，无限的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来状态，以少数的法则来归纳之，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另外，我认为中国近世哲学的宋明理学，也是建立在这种生活情感之上的，据“理学”的理论，一切具体事物，都受同一个“理”的支配，这叫“理一”。具体事物的变化是无限的，这叫“分殊”。人的任务就是要从“分殊”中求“理一”，自觉地与理相符合。有俗语谓“读书明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在具体事物与理之间，并不喜欢设立琐细的法则。即中国人不是从具体事物的A、B中抽象出法则X，从具体事物C、D中抽象出法则Y，再从X、Y中抽象出Z，他们不是以这种登金字塔的阶梯式的方式去达到“理”，而是认为在具体事物A、B、C、D的背后直接连接着“理”。
……
现在我国人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种是认为很难说它有多大的价值，一种在恢复东洋精神的名义下，认为应该完全承认古代中国的一切。但这两种态度都需要反省精神。完全承认古代中国的态度，未必能对我国带来益处。如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就显示了古代中国的弱点。但古代中国文化绝不是没有值得一顾的价值。现代日本人好像忘却了法则是建立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对具体事物的价值甚为冷漠。这种状况的最好良药就是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对此，我深信不疑。
……
中国的城市生活就是这样令人惊叹的奢侈。这个国家过去的学问、文学、艺术，就是这种城市生活的产物。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烦琐哲学，其文学也常常是带着某种烦琐哲学的美文，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滋生成长起来的。优美而臻于完善，创造出人为的极致，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一点上，可谓世界第这不仅体现在屏风上贴着的绸纱的色彩上，也不仅体现在古书的纸色和墨色上。
哺育这种城市文化的城市居民的中心是一种特殊的阶层，用中国话来说，即“士大夫”、“读书人”阶层，用马克思·韦伯及其他德国学者的语言，即知识分子阶层。即具有古典修养，现任官吏，或即不任官吏，也具有官员的修养，对己对人都宽容、信任的人。
这些“读书人”、“士大夫”，以及直接受“读书人”、“士大夫”使唤，或即使不直接受使唤，也寄生于“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上生活的种种职业的人，这些人口占城市人口的一半。要之都是纯粹的消费阶层。城市人口的另一半，是商人。
这些士族和商人，作为中国城市居民，像一开头说到的，在没有直接税、至少是没有明确形式的直接税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要之，中国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农村兢兢业业地生产，城市熙熙攘攘地消费。在漫长的岁月中，就这样，农村支撑着城市，城市催生着优美而尽善尽美的文明之花。
农村的这种顺从，一部分原因也是没有欧洲那样酷烈的农奴制度。地主不住当地，而住在城里。而手工业者也不是奴隶，至少地主不能自由支配手工业者的生命。失去自由被束缚的奴隶，已不是人而完全成为了物品，这种形式的奴隶，在太古时代不是没有，但至少在进人历史时代后的中国，并不曾存在。因为儒教的人道主义不允许这种状况的存在。如果说有奴隶，那还是在城市。那些在大官僚家中服务的男佣，可以说是奴隶。如《红楼梦》中的来旺、来富等。但在农民中，反而没这种身份的人存在。在其他种种意义上，作为中国社会安全帽的儒家的人道主义、中庸主义、“君子不为已甚”等精神，也调节着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别。
……
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其原因是饥荒，起义的领袖往往就是既已存在的土匪的头目。而且，宗教的信仰也往往成为起义人员团结的纽带。一世纪，西汉末年的赤眉军和二世纪后汉末年的黄巾军，就都是依靠邪教的信仰来团结百姓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易于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在中国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对城市生活，至少是对“读书人”生活的一种反抗。读书人的生活原理，不用说，是儒学意识。儒学一方面内在包含着宗教性质，方面则否认奇迹，否认对人类以外事物的信仰，否认超自然的信仰。而农民起义则是否定儒学。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文《中国人与宗教》一文，收入《东洋社会伦理的性格》一书（白日书院刊，又见
《全集》二卷三六九页）。
这样的农民起义狷獗数年、十数年、数十年的并不稀少，有的甚至成为颠覆当时政府的重要原因。但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也是常事。即使得以颠覆一个政府，也同样被其次建立起来的以“读书人”为中心、以城市为中心的政府所平定。饥荒状态的缓和，也是平定的原因，但最有力的原因，在于其他。过去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城市文化，农村的人在此文化之外，所以也就在文字生活之外。没有文化的人没有组织能力，因此，对于掌握一个持续性的组织也是困难的，只能支持掌握“武器的知识”的最初阶段。
……
其次的第三阶段，即现在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农村势力的代表，与此相对，中国国民党是城市势力的代表。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农村势力，已不是以往的形式，他们获得了掌握组织力的足够的知识，那是与历来只是维持城市奢侈生活的烦琐的知识不同的知识，因而组织和团结都十分巩固。中国的农民，如今，第一次改变了向来不合理的信仰，由合理的信念而团结起来。这正是如燎原之火的中共活力的源泉。
首先，在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哪一点是最大的不正确呢？中国人的日本观最重大的谬误就是认为日本是没有固有文化的国家。今天的一般中国人都承认日本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国家，而且，这个民族具有种种美德，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经常被中国人提起的勤劳，日本虽然具有以勤劳为主的种种美德，但它到底有没有自身固有的文化呢？日本明治以前的文化不就是中国文化的翻版、直译吗？而明治以后的文化又不就是西方文化的直译吗？要之，日本是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所有文化都是模仿的文化，文化能力极其低下，这就是一般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我们日本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似乎认为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文化也很尊敬，实情不是这样，中国人根本看不起日本文化。排日侮日虽然有种种原因，而其思想上的原因，就是这种对于日本文化能力的蔑视。
……
中国人是对于外国事物反映冷淡的民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文化是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都不是文化，都是野蛮。越与中国人的生活不一样，就越是野蛮。而且，既已认为它是野蛮的，便无需给予关心。至少本无关心，只抱有某种好奇心。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作为人而营造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呢？于是，产生了好奇心。但那不是探究之心。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当然，这种思考方法是古代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今天的中国人不一定如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曾被西方异族势力欺压过，由此不得不承认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生活也是文化，并且挣扎着去追随西方。所以，古代中国人所存在的极端的中国独尊的思想也许不复存在了，但因为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这种只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且对外国文化冷淡的心理特性，仍然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即使在今天，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最高点，也还是中国人普遍的看法。
……
在这种风气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化的理解力或感悟力，至今也仍然是格外缺乏。
我这样说，大家也许会提出：中国如此地依靠英美，对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不是都在吸取吗？这固然没错，但也只限于吸取立刻能被其所用的部分。例如，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地质学、矿物学等等利用厚生的学问上，中国是相当地吸取了，而理论科学方面则不大吸取。即有所吸取，也无大发展。而且，中国的文化科学如政治、经济等应用学术比较发达，哲学则一向不发达。这也使得对于外国的东西即使吸取了，但也没有心思去使它们很快发挥作用。另外，中国人学习外语，发音比日本人拿手，这是定论，但同时，对于西方著作的理解能力却
中国人关于人生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拯救只能靠人自己。人类的拯救不是靠神，而是靠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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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概念，稍稍带一点讽刺地说，就是在人自身之中设置了神。人为了生存，必须有理想的目标，不把它设置在神上，而把它设置在人自身之中，这就是“圣人”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完全善意的人。他在这个地上世界是存在的，至少是曾经存在过的，把人作为善意的动物而有所期待。而这种期待是：人不管是谁都是与“圣人”相连结着的，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圣人”的，虽然现实中，孔子以后没有再出现过“圣人”，但由于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而被更加强调。
以上这种把人看作是充满希望的存在的人生哲学，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人生观。乐观不仅体现在儒学的说教中，在现存的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它从历史的开端时期始，就已经强有力地存在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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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近的文学，鲁迅有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回顾以上中国文学变迁的历史，鲁迅的这句话更加意味深长。
当然，鲁迅比起宋人来，更加革命，更加不温和。但是，对于绝望也不认为是绝对的绝望。像矢口先生说的，绝望也只是人的思想的形式之一，只是一个理论，作为现实是虚妄的，而希望作为现实同样也是虚妄的，鲁迅的这句话与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结论一人知道自身是有限制的，但抱着希望生活是明智的--这种思想不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的中国大陆充满希望。在人的力量是万能的这种看法上，现在的中国大陆可以认为是在前进着。此后将会怎样发展，我不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经历了以上变迁，中国文学的结论仍是：人类的拯救只能靠人自己。人类的拯救不可能靠人自己的想法，在别的地域文明中是有的，这两种人生观，哪种更能较好地救济人类，我也不能回答。
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中国文学史的这种概况，是否也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问题。日本文学对神的关心，除了《古事记》外，也是较少的。而短歌、俳句所主张的，也是诗要歌唱人的日常-不是英雄豪杰，而是凡人的日常心理生活。这种对人的日常或日常的人的兴趣，其根本不也正是一种把人看作是有希望的存在的、乐观的、肯定的人生观吗？关于这方面，我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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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这也是定论。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对于外国事物的理解力、感悟力缺乏的一个例证。总之，中国人对于外国事物的冷淡，导致了开头所说的错误的日本观。为什么会有这种日本观，即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直译，这只是看到了日本文化的一个方面，至于为什么只看到这一个方面，因为这是中国人易于理解的一个方面，也是可以易于利用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