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生活在半明半暗中

1936年1月26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位苏联领导人经常来大剧院观看歌剧或者芭蕾舞演出。他虽然到场，却不要让人看到。他喜欢坐在A包厢后排一个座位上，在演出即将开始时入座，置身一幅小小的帷幕之后，这样既不落入观众视野又不妨碍他看到全景舞台。但是因为警卫森严、气氛紧张，明白事理的人一看便知斯大林到了剧场。那天晚上，肖斯塔科维奇，年仅29岁的苏联作曲界之星，收到正式通知在演出时到场。他就坐在面对A包厢的座位上。场内的人可以看见，坐在包厢前排的人有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阿那斯塔斯·米高扬、安德烈·日丹诺夫，他们不是政治局委员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报道说，他们谈笑风生，与在帷幕后面的那个人相距咫尺，显得十分惬意。
斯大林当时对苏联歌剧产生了兴趣。1月17日他看了伊凡·捷尔仁斯基的《静静的顿河》，非常喜欢，招呼作曲家到自己的包厢来谈话，发表意见说，苏联歌剧“应该利用音乐技巧中一切最新手段，但是语汇一定要联系广大群众，要清晰易懂”。《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部作品，其情节有关一位多少近似璐璐、一生中有几条命案的俄国家庭妇女，不满足斯大林提出的很难把握的尺度。斯大林或是在最后一幕开演前，或是在它演出中离开了剧场，同时将莫洛托夫、米高扬、日丹诺夫诸同志一并带走。肖斯塔科维奇向自己的朋友伊凡·索列尔金斯基表露，他也期待着被请到A包厢去。尽管观众掌声热烈，这位作曲家离开剧院时感到“恶心”，一直带着那样的感觉登上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火车，去他下一站演出的地方。
两天以后，20世纪文化史上最可怕的噩梦开始侵蚀这位青年作曲家的神经。苏联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发表了题为《混乱取代音乐》的社论文章，批判《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艺术晦涩、道德淫秽。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写道：“从这部歌剧的一开始，听众就受到处心积虑构造出来的不协和、噪音般音流的轰炸。”文章警告肖斯塔科维奇玩弄把戏“不会有好下场”。最后这一句话极其严厉。如果苏联人民当时还没有明白，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不会有好下场”是什么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受到公开批判，然后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处决，另一些人会遭到逮捕，然后秘密处死，也有人被流放去古拉格群岛，还有的干脆就失去下落。从那时起，《真理报》那篇六百字的文章给肖斯塔科维奇套上精神枷锁，他再也没有从中获得解脱。
就在《混乱取代音乐》这篇文章发表前几个星期，一副熟悉的面孔又在莫斯科出现。自1918年起一直在国外居住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偕妻子丽娜回莫斯科迎接新年。根据哈尔娄·罗宾逊所著的传记，普罗科菲耶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参加庆祝会，一直留到第二天清晨五点。从1927年起，这位曾经的俄国音乐逆子多次返回故乡，这时进而决定回莫斯科定居。他非常清楚苏联艺术家必须接受审查，但是他相信那样的约束不会对他有效。当时他年届44岁，正处于创作巅峰，身体又健康。但是他后来经受了同样长期、反复的屈辱，连活到斯大林身后的福分都没得到。1953年3月5日普罗科菲耶夫逝世，死在斯大林逝世前大约50分钟。这样的结局就是在小说中读到，都会让人觉得作者太过夸张。
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20世纪音乐经历了最畸形、最悲剧性的发展阶段，那也就是在专制手段迫使之下，音乐艺术彻底政治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夜，独裁者们已经通过挑拨公众仇恨、夺取舆论工具控制了半个欧洲，在德国与奥地利是希特勒，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在匈牙利是霍尔蒂，在西班牙是佛朗哥。在苏联，斯大林依靠个人崇拜和对舆论的严密控制，加上大批秘密警察，从列宁的革命专政中完善出一套威力无比的机器。在美国，为了对抗大萧条的狂潮，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赋予超乎寻常的行政权力，致使保守派人士担忧宪法程序遭到侵蚀，尤其当联邦艺术赞助项目也被掌控，用去为政治目的服务，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在德国，希特勒缔造了宗教以外从未有过的艺术与政治的一体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才华出众的艺术家是与生俱来凝聚着精神美德的人。这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有助于打破这种幻觉。作曲家们非但没有一致站出来反抗极权统治，反而有不少主动迎合这样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公平竞争”的20年代，这些艺术家遭遇了因技术进步而日渐强大的大众文化，他们必须与这一过程造就出来的新一代艺术贵族抗争，对付诸如电影明星、流行音乐家，以至于毫无建树的空头名人。在历史上，作曲家仰仗教会、上流社会、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惠顾，随着爵士乐时代到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稳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堕入梦想，希冀在政治上出现银盔骑士替他们打抱不平。
独裁者们算是把那一角色扮演到了极致。但是这些人是特殊的一类。他们出身于社会的边缘角落，自认为最能代表民众的意愿与喜好。同时他们视自己为艺术家兼知识分子，属于历史先驱之列。他们深谙如何利用创造性心智的弱点，一方面以活力作为诱饵，另一方面以毁灭作为威慑。艺术家们一个跟一个地就范了。
厘清作曲家与集权统治的关系是一件左右为难的课题。在很长时间里，研讨肖斯塔科维奇所围绕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一位服从命令专做宣传的“官方”作曲家，还是一位在乐谱里写满反斯大林主义密码的隐蔽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样，人们反复追问普罗科菲耶夫是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有意识地屈从于斯大林主义的美学思想，还是出于天真无知返回苏联。人们也对理查·施特劳斯在纳粹时期的暧昧、没有英雄气概的行为发出同样质问。但是，这些问题统统问错了。
非白即黑的判断在独裁统治的虚幻环境下不具有任何意义。作曲家既非圣贤又非魔鬼，他们是在一座倾斜的舞台上有缺陷的演员。在《刀子麦基小调》的备用词句中，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写道：
“有些人在黑暗里度日，有些人在光明中生活。”其实多数人生活在半明半暗之中，肖斯塔科维奇尤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