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黛尔

但是，就在彼得罗要签租房合同时，阿黛尔露面了，她不像我那么羞怯。她说那个房子简直太糟糕了，对于两个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家里工作的人来说，太不合适了。于是，她做了本该由他儿子做的一件事。她拿起电话，动员她在佛罗伦萨的熟人——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帮着找房子，也不顾彼得罗的反对。没过多久，她就在圣尼古拉区找到了一套房子，有五个明亮的房间，一个大厨房，一个体面的洗手间，因为一个熟人的照顾，房租非常便宜。但她还不满意，她还自己掏钱，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她帮助我装修了房子。她列了一个单子，提出建议，引导我，但我马上就察觉到，她不信任我的顺从，也不相信我的品味。假如我说是，她就想搞清楚我是不是真的同意；假如我说不，她就会一直问我，直到我改变主意。通常，我总是听她的；另一方面，我很少提出自己的观点，总是很顺从地跟在她后面，这并不是较劲，相反，我努力地向她学习，我受她的影响，包括说话的节奏、动作、发型、衣服、鞋子、别针、项链，总是很漂亮的耳环。她很喜欢我这种乖学生的态度，她说服我剪了短发。她让我去买了一些和她的衣服风格类似的服装，那是一家非常昂贵的店铺，但那时候在打折。她送给我一双她很喜欢的鞋子，她说她也很想买一双，但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她甚至带我去看她认识的牙医。
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我觉得有些尴尬，但我想到了她为我的书，还有佛罗伦萨的房子做的事情，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尴尬。她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女人。假如她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拿起电话，一环套一环，总能达到她的目的，她总能让人无法回绝她的请求。她能自如地跨越不同的思想，她不尊重既定的社会等级，她对那些打扫卫生的女人、公司职员、企业家、知识分子、部长都一视同仁，都用一种客气的、保持距离的语气和他们说话，就好像不是她请求别人帮忙，而是别人有求于她。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先是对我的打扰表示歉意，我很仔细地讲了我朋友的事，这激起了她的好奇，也让她义愤填膺。最后她对我说：“让我想想。”“好的。”“我能给你一个建议吗？”“当然了。”“你不要害羞，你是一个作家，你要利用你的身份做些事情，让人感觉到你的分量。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一切都在毁掉重来，你要加入其中，你要出面。你从这些人开始，要让他们无路可走。”“我要怎么做？”“你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要吓吓索卡沃，还有那些像他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写，你能答应我吗？”“我试试。”她给了我一个名字，那人是《团结报》的主编。
把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婆婆来处理，我马上松了一口气。当时她的表现，让我也想成为她那样的女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叫克莱利亚，是马雷玛人，我婆婆无微不至地给她交代了她该做的事情：收拾家里，买东西，做饭。当彼得罗发现，克莱利亚出现在家里，而他母亲并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现得很不耐烦。“我不想家里有奴隶。”他说。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她不是奴隶，我们付工资给她。”因为有婆婆撑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那你觉得，我应该当奴隶？”“你当母亲，而不是奴隶。”“我给你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给你做饭，给你生了孩子，我还要千辛万苦把她养大，我要崩溃了。”“谁强迫你了，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 
我受不了这样的冲突，但阿黛尔可以，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节节击退了她儿子。后来克莱利亚留了下来，她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把摇篮带到了我给她安排的房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都非常准时地给孩子准备奶粉。当我婆婆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带我去看了医生，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注射的药。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亲自拿着煮过的针管和针头，还有药水，给我的屁股打针，又准又狠。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我的腿疼消失了，心情也慢慢开朗了。但阿黛尔并没有停止照顾我，她很得体地要求我收拾打扮自己，她带我去做头发，带我去看牙医。
尤其是，她一直在跟我谈论剧院、电影院还有她正在翻译或正在编写的书，杂志上别人都写了什么文章，还有评论她丈夫的或者其他名人的文章，她亲昵地直呼这些人的名字。我从她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一份非常有斗争精神的女性主义杂志。马丽娅罗莎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她认识编辑这本杂志的姑娘们，也非常欣赏她们的思想，但我婆婆并不赞同这些人，她用通常那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她们看待女性问题，就好像面对阶级斗争的问题一样，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你看看她们写的东西吧，她最后建议我说。她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最后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当作家的话，任何事情都不能错过。”我把那些杂志放在一边，我觉得，阿黛尔评价不好的东西，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去看。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婆婆说的那些高雅的话，并不是想和我进行思想交流，阿黛尔只是有计划地要把我从一个无能的母亲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她是想通过她说的那些话，摩擦出火花，点燃我空洞的头脑和目光。但实际上，她更乐于拯救我，而不是倾听我。 
尽管一切都理顺了，黛黛还是会在夜里哭。我听见她哭，觉得很不安，她给我传递了一种不幸福的感觉，让我婆婆的善举带来的好处都化为云烟。尽管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不能写作。彼得罗通常都是忍耐着，但当着他母亲的面，他变得很放肆，甚至有些不客气。一回到家里，他总是会和他母亲发生冲突，唇枪舌剑，冷嘲热讽，这使我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我很快觉察到，我的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阿黛尔是他最近遇到的所有麻烦的根源。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怪到他母亲的头上，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我根本不了解当时大学里拔剑张弩的气氛，通常我问他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他倾向于不让我操心。但在他母亲面前，他打破了这些限制，他会用一个被忽视了的儿子的怨恨语气和她说话，他把对我藏着掖着的那一面全部展示在阿黛尔面前，他宣泄自己，就像我不在场那样，就好像我——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终于，在吃午饭之前，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她声音里没有往常的那种戏谑。她话说得很慢，语气有些沉重，我感觉她说每个字都很吃力，她用一种绕来绕去、模棱两可的话表示：那本书不怎么样。我试着捍卫那本小说时，她不再说客套话来掩饰，而是变得很直接。她说：“里面的女主人公很讨厌；没什么突出的人物，只有一些模糊的影子；书中的情景和对话都是套路；小说想写得时尚一些，但显得很凌乱；故事里的仇恨让人很不舒服；结尾也很粗糙，有点意大利式西部小说的味道，不能体现你的智慧、文化和天分。”最后，我只能闭口不言了，我一直在很仔细听着她的批评。最后她总结说：“上一本小说是活生生的、崭新的，但这本小说内容很陈旧，用那么精心的语言写成，看起来很空洞。”我小声说：“可能出版社的人会宽容一下。”她的语气变得很僵硬，回复说：“假如你想发给他们看，你可以试试，但我确信，他们不会认为，这本书值得出版。”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嘀咕了一句：“好吧，我会考虑一下，再见。”但她还想和我聊，于是换了一种语气，开始充满温情地谈到了黛黛、我母亲、我肚子里的孩子，还有让她非常生气的马丽娅罗莎。最后，她问我：“你为什么没把小说拿给彼得罗看？”“我不知道。”“他会给你提一些意见。” “我表示怀疑。”“你一点也不指望他？”“是的。” 
实际上，过了几天之后，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我对她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开诚布公，我意识到你说得对，现在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有很多缺点，也许我需要反思，也许我在写作上没有天分，或者，我只是需要时间。”我婆婆马上就对我说了很多好话，她赞扬了我的自我批评的能力，她提醒我，我有自己的读者群，那些读者还在等着我。我嘟囔着说：“是的，当然了。”之后，我马上把剩下的一份手稿塞到抽屉里，把那些写满笔记的本子也放起来了，我投身于日常的琐事。第二本书让我白白浪费了精力，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最后这种厌烦也延伸到了我的第一本书上，也许还包括文学创作本身。有时候，我脑子里掠过一个影像、一个迷人的句子，我就会觉得一阵痛苦，我会尽量转去思考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