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卫生运动

    经济因素的确至关重要。正如查德威克的《新济贫法》改革旨在减轻纳税人负担，卫生运动也旨在促进财富和经济增长。“发热”使正值壮年的人丧失劳动能力，失去雇主，而他们家属的生活往往依赖于救济。改革获得支持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情怀，还有中产阶级单纯的谨慎和利己心态。
    查德威克没有预见到的是，卫生革命也相应地改变了妇女的生活，再次为托姆斯认为的发展树立了榜样。长期以来，妇女在家庭领域中一直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随着环境卫生学的出现，她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获得了新的工具来应付这些问题。妇女有责任打扫房屋，向孩子们教授个人卫生知识，以保护全家免受疾病的困扰。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变化都给家庭内外带来了新的价值观。艾琳·克利尔（Eileen Cleere）在《卫生艺术：审美文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洁运动》中记录了卫生运动传播到美国后的发展。在19世纪后期，巴尔的摩、费城和波士顿等中心城市的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把她们所谓“城市家政”看作是自己的家务和家庭责任的合理延伸。她们上报街道上的卫生问题，要求清理街巷道路，发起运动改善当地卫生。通过这些方式，她们的使命感、组织经验和信心与日俱增。因此，卫生运动在增强妇女的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作用，虽然这是无意识的结果，但在事后看来又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英国卫生学家则坚持对疾病的原因进行单一的解释，将公共卫生的范围缩小到清洁措施方面。例如他们不认可穷人群体中高发的疾病是工作条件所致。在查德威克的理论中，工作场所只有在散发恶臭时才会成为疾病的来源。因此，他反对监管工厂、废除童工制度，以及限制工作时间，就像他否定提高工资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坚决反对劳工组织和罢工一样。在这方面，查德威克和同时代的马克思的观点截然相反。马克思认为，工作及其环境对劳动者的智力、精神和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查德威克受到矿主和制造商的拥护也就不足为奇，毕竟他的公共卫生措施并不关心工人在健康、工资和安全方面的痛苦。
    公共卫生运动的另一个影响是改变了国家权力状况，以及国家与公哲学家、社家・（Michel Foucault）的理解，这套系统需要国家的不断“凝视”。政府当局需要制定各类法规以应对建筑的建设，应对为了控制街道宽度、保证通风采光而进行的城市规划，也应对公共场所的管理，以及日常维护的监督。为了将卫生标准引入军营、警署、军用和商用船只、救济院、医院、墓园和学校等各种机构，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也很重要。寄宿公寓同样也需要符合卫生系统的要求。而查德威克的改革就这样坚决地自上而下、集中力量地展开了。它们标志着“维多利亚政府变革”的一步，显著地增强了国家权力。落实卫生理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改革不仅需要一个庞大的、常驻的官僚机构，还需要持续的税收来为公共工程买单。此外，政府也需要出台大量的规章制度，以便限制施工和私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