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的词汇表

谁帮助了谁以及帮助多少——谁是社会债权人、谁是债务人——在被描述为tolong的关系中，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社会事实。土地租佃以及人口统计的变化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一事实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以前，当收获期劳力缺乏时，收割者和打谷者及时地收获某个农场主的庄稼的确是在帮他的忙，至少看上去是这么回事。这一解释体现在普遍实行的做法中：农场主通常给予在收获季节为他工作的人稻谷形式的扎卡特礼物作为奖励。奖励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发一种感激之情，并且社会性地使雇佣劳动者感到有义务在下一季节中保持同样的及时性和勤勉。然而，对劳动者来说，他们并不认为扎卡特奖励是一件礼物，而是认为那是一项权利——作为收割工作常规的、预料之中的报酬的一部分。在双耕之前，佃农和地主的关系也同样可以这样表述。村民坚持认为佃农供应不足，而需耕种的土地是充足的。考虑到他的其他机会，一个种田好手接受租佃就是在帮助他的地主，这是可以论证的。作物歉收后免除租金，从地主的角度看，可能是一种恩惠或让步，而在佃农眼中，却是隐含在合同中的惯例性权利。
我确信，只要各阶级的联系是直接的和个人化的，这类斗争就一定会非常普遍。上层阶级的成员希望把他们所支配的利益的可支配特征最大化，因为恰恰是这方面的权力产生了最强大的社会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服从。就下层阶级成员来说，他们力图将地主酌情给予的恩惠转变为权利，据此他们自然就有权提出要求。倘若他们成功了，就不用再恭顺地承认那些恩惠，就不再处于社会从属地位，也不再受到屈辱。当然，最可能的结果是，通过语言和姿态的表达就此类事物的意义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因为在这类事物中，没有一种见解处于完全的优势。
当然，现在雇佣劳动和租佃迅速减少。谁最有恩于谁也不再暧昧不明；佃农和雇佣劳动者认为自己有地可耕、有工可做，非常幸运，并通过公开的顺从表示感激。雇用劳力的地主和农场主将会而且确实声称，他们只要雇用一个佃农或劳动者，就是在帮助他，即使租金可能更高更固定，或者工作更为分散和繁重。“帮助”的意义及其社会分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受惠者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是大农场主目前在工作机会方面所享有的近于垄断的地位的产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塞达卡的穷人私下里怨恨新形势造成的地位丧失，但是对生计的考虑迫使他们采取一种公开的审慎的路线。
从上述以及我们听到的其他谴责中，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构建出富裕村民所认为的“好穷人”肖像。事实上，沙赫侬在表扬一个从他母亲的村子季节性地来为他干活的人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型”的素描。此人是他的远亲，总是在沙赫侬需要他打谷的时候到来；他认真地为每一捆稻谷彻底脱粒；他在收割结束前每天都来，他从不询问工资是多少、什么时间发放，他全听沙赫侬安排；他从不要求扎卡特奖励，而是完全由沙赫侬自行决定。对来自塞达卡本地的工人来说，评判标准虽然类似但更为宽泛。一个好工人不仅应该在雇主要求时不计报酬地从事任何工作，而且应该不同于许多穷人，他不应该在富人背后诽谤他，他应该谦恭，也就是不傲慢也不难相处。
这一“好穷人”的合成素描只是一个“理想型”，如果有人要根据村里的穷人在富人当中的声誉来对他们进行分类，那么每个真实的穷人都是一个黯淡的影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好穷人”类型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自负和傲慢自大这一微妙的领域里，我们再次遭遇有关对村里贫穷工人的社会控制的小型意识形态斗争。在富人眼里，恭顺的品性和忠诚的服务是“好穷人”必备的素质，然而这在其他雇佣劳动者看来却是有损身份的特征。穷人彼此之间很少能提供工作或者施舍，因此，上述斗争并不是平等的，其中公共行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富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