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对齐美尔的评论

第2页，“关于理解（Verstehen）”：
至于齐美尔在《社会学》（Soziologie）和《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此处的不同：我是通过清楚地区分开主观意向的“意义”（gemeinter Sinn）与客观有效的“意义”（objektiv gütiger Sinn）而与他分道扬镳；齐美尔本人不只没有严守这两者的分际，甚至时常有意地混淆了“意义”的这两者面向。
我之前对这句话不太理解，现在明白一些了：
更详细的评论来自《罗雪尔与克尼斯》（2020: 115）（或见《韋伯方法論文集》[2013: 105]），但此处韦伯针对的并非齐美尔的《社会学》（注145/171：“我们完全不讨论齐美尔散见于许多不同著作之关于‘社会’概念与‘社会学的课题’的论述”），而是《历史哲学的问题》：
在韦伯看来，齐美尔的功绩在于区分了“对某一表达的意义之客观的‘理解’”(a)与“对某一个（说着话或行动着的）人的动机之主观的‘诠释’”(b)——“在前一种状况中，我们所‘理解’的是‘被说出来的东西’”(a)；但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所‘理解’的，却是说话者（或行动者）(b)。齐美尔认为，第一种形式的‘理解’只会出现在事关理论性的知识、亦即必须以逻辑的形式去呈现实质的内容的时候：这种知识——就因为是知识——一定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下，用认识的方式再度被建构起来。”(a)。
换句话说，在《历史哲学的问题》中，齐美尔对“主观意向的意义”和“客观有效的意义”作出了区分，但这种区分却存在问题——韦伯接下来说明了划分(a)同样适用于实践性行动（而不只是理论性诠释）的反例，即“并不只有在‘客观’知识领域才能找到这种‘理解’”。
虽然韦伯这里说不谈齐美尔关于“社会”的讨论，但齐美尔在探讨方法论时暴露的混同问题，在他对“社会”概念的论述上更突出。特别是1908年《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集中暴露（而韦伯对齐美尔的批评，这篇《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的上半部分则是在1905年发表的）。中译本可见《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末段开始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