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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 甜蜜的苦痛
如果我们回到费孝通(2009)在老人赡养问题中提出的“反馈模式”,就会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寨的抚育和赡养仍然没有脱离这种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如此循环、互惠延续。在这个村寨里,抚育的对象包括子女,但赡养的主体则主要是儿子。“养儿防老”“入赘延续香火”“儿子继承财产”“死后葬入祖坟”等说明,父系亲属制度的传统在这个村寨里依然延续着。 在“照顾的模式”这一节中,我试图表明,作为一种长期的、难以治愈的疾病,慢性病侵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还必然引起家庭、工作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不安(图姆斯,2000)。当家里有人生病尤其是这种长期的、慢性的、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时,照护成为难题,而当前乡村空心化的结构使照护变得更为困难。然而,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崩塌。患者努力地承担家庭角色,选择就近治疗;家人调整自己的劳作安排,尽照护之责。他们考虑的依然是家庭整体。在家庭内部的生活中,个人确实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家庭作为一个道德整体业已瓦解的结论(阎云翔,2006)。相反,家庭内部的照护关系让我们深切地明白家庭关系何以可能和维持的,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存在。 在社会性照护体系不发达的乡村社会,慢性病人的照护最终落在了“家”这一基本单元里。照护家人,也被家人照护,成为家庭生活的必要部分。通过家庭内部的相互照护和相互依赖,人们既得到了认可、实现了个人价值,也获得了情感的相互支撑,这构成了家庭团结的基础和纽带,从而具有比个人决断更大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对于患者来说,他们遭遇了身体的种种痛苦和无奈;对于家人来说,他们面临着照护的各种困境和难题。然而,正如案例所展现的,他们没有在疾病和照护中选择放弃和逃避,而是仍然以家庭为重,过着有道德的家庭生活。上文两个例外的案例,其实都从反面说明了家庭(可扩展到房族)照护的文化认同和意义。偏离这种模式,不仅改变了照护双方的关系,而且涉及村寨内一系列稳定的秩序,从而引起舆论上的非议和礼仪上的担忧。引自 二 照护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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