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与美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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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花园来说，人们对景观产生审美意识要晚得多。进入18世纪许久之后，我们对海洋、山川和沙漠所谓的内在美仍毫无察觉，视而不见，相反地，在每个时代，花园总是能引起强烈的美的感受。事实上，无论是因为天生对原始自然有恐惧感，还是由于宗教偏见的影响，山川、海洋和沙漠都在根本上让我们恐惧、厌恶和抗拒。正如罗杰提醒我们的那样，景观是城市居民的发明，它同时蕴含着距离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说：
“风景画”对于人类有特别的意义。世界本身很温暖，像“家”一样，但却覆盖着一层冷色调。人们或许会认为风景画是一种常见甚至普遍的感知方式和体验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停车时孩子欣赏风景，父母对此并没有多大的耐心。在众多文化中，只有两种文化——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将风景画视为主要的艺术类型之一。由此可以看出，风景画并不普遍，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观察世界的方法。
有趣的是，正如段义孚所说的那样，花园不仅促使我们渴望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且也激发了我们逃避现实的幻想。在最普通的花园中也存在的这种对乐园的思念，包含着对起源的思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精神怀旧。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曾写道，“所谓的‘美学情绪’仍保有一种宗教的向度，甚至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是如此”，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经过以上思考，有一点值得我们怀疑——在尊重自然的意识与家庭花园的盛行之下，是否有隐藏的或伪装的宗教态度，它将那种原始的对更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重回原始伊甸园状态的渴望融入其中。这种原始的伊甸园状态是指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的那段时间，那时既没有罪恶，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也没有被打破。
也许花园一直以来都是神圣之地，那些有关神灵的东西通过一种无缘由、无意识的力量向我们昭示。花园这个乌托邦已经是人人都触手可及的了，虽然它变得庸俗、平凡，但最初创造它时包含的某些重要特性，在建造私人花园的风潮中仍然存在。割草机引擎的噪音下跳动着一个梦想，那是去追寻有着人们向往的平静和幸福的地方的梦想，在那里，更加美好的世界仍然是可能实现的，在那里，现实是要为梦想让步的。
将树木、河流、洞穴这些地方的神圣性去除，将它们看作普通的自然之物，是西方景观得以发明的原因。这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这场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实体环境的感知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景观的感受和欣赏方式。一种对自然的新感觉的出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进行审美评价的行为，我们可以说这种新感觉是浪漫的，因为它发展出了“崇高”这一概念。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试着表达处女地和不受制于人的巨大自然空间所带给我们的矛盾情绪：困惑中带着恐惧。如果说优美感带来了愉悦，那么崇高感，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愉快的害怕，一种渲染着恐怖的宁静”。“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康德关于优美感和崇高感所做出的经典区分：
一座顶峰积雪、高耸入云的崇山景象，对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写或是弥尔敦对地狱国土的叙述，都激发人们的欢愉，但又充满着畏惧；相反地，一片鲜花怒放的原野景色，一座溪水蜿蜒、布满牧群的山谷，对伊里修姆的描写或者是荷马对维纳斯的腰束的描绘，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受，但那却是欢乐的和微笑的。为了使前者对我们产生一种应有的强烈力量，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而为了正确地享受后者，我们就必须有一种优美的感情。
无边无际的自然让人窒息，这时，我们被激发出来的想象力是无法将自然全部涵盖在内的，持经验主义的自我局限性，使我们瞬间认识到，能够容纳无限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换句话说，崇高的经验提升了人类精神，使其变得高尚，也巩固了我们作为有道德的生物的尊严。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新的感受是否转移到了花园艺术上，人造景观是否也可以抓住观赏者的眼球，引发的情感是否可以与壮丽的大自然或猛烈的天气现象所引发的相媲美。事实上，18世纪许多花园的场景布置，都是为了让观赏者感到震撼、激动和情绪高涨的。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崇高的美学范畴与如画的美学范畴的发展齐头并进，如画指的是赏心悦目的、值得被画出来的，却不一定是美丽的。风景画是后来英式园林的灵感来源，在这种绘画体裁中，崇高与如画交织在一起。根据伯克的认识，这种如画的审美体验还与其他的特质联系在一起，比如崎岖的、粗糙的、曲折的、不规则的、皱巴巴的，等等，这些都是介于优美和崇高之间的。
虽然很少有东西比花园更不自然，但它无疑满足了植根于人性最深处的需要，即传播、沟通以及为后代留下某些思想和感受的需要。花园的建造是进行文化表达的最精致的手段之一。与所有的艺术作品一样，花园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本质；假设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被施加魔法而消失不见了，只需看一下安德烈·勒诺特（André Le Notre）的花园[沃子爵城堡（Château Vaux-le-Vicomte),凡尔赛宫（Versailles),尚蒂伊（Chantilly）]，就足以让我们重新构建出17世纪法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形象，以及当时的价值观和理想。
在东方，园林艺术家身兼哲学家、诗人或画家之职，而在西方的花园建造过程中，建筑师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主角，现在，人们对他们的称呼是景观设计师。对于这种一手包揽花园设计的做法，我一点儿都不赞同，觉得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太过随意。把花园当作植物建筑，这种想法就算不是荒谬的，也有一些自相矛盾。花园的脆弱、短暂和变化无常，与人们对建筑的静态认知相去甚远。我们认为，比起设计和施工这样的技术性工作，花园的打造与艺术、哲学甚至精神活动更为相关。空间的安排和塑造只不过是完成花园建造的一小部分工作。迈克尔·劳里（Michael Laurie）曾提出过一种认识，可被称为花园的人文主义概念，具体是这样说的：“花园建造的基础与这个学科（建筑学）几乎没有关系，这个学科的成果一般来说很快就会过时，其寿命比一棵树长大的时间还要短。”
我们说花园中建筑概念匮乏，并不是说规划和建造活动是不必要的,而是像勒内·德吉拉尔丹（René de Girardin）侯爵说的那样，我们要创造的花园，是得同时吸引眼睛和精神的。如果花园的建造仅限于对形式的关注，就会大大减少所有花园与其周围环境之间都应该进行的对话。看得见的东西与看不见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
不要忘记，花园在秘密谋划着，试图捕获我们。建造花园是一场精心的谋划，其目的是引诱我们，甚至让我们忘记现实。总之，这是一个希望得到人类支持的骗局。虽然它欺骗了我们的感官，但真相却只在我们内心深处显露出来。也只有这样，谎言的编造者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看来，花园或许是一种特别的环境，用以恢复我们与土地的联系；或许是一种手段，用以缓解那种阻碍着现代主义的、人们对神圣感的思念；也或许是一种方式，用以驱散将大自然世俗化与理想化的文化所造成的不适感。
178-181
18世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学领域发生了哥白尼式转变，这与认识论等其他领域发生的转变是一样的。在古典哲学与新古典哲学中，美产生于对象的内在本质，比如比例、秩序、和谐、一致或者多样性的统一，而这种关于美的新概念脱离了完美的理想，其基础是感性的人，也就是有品位的个体的品质、能力或天资。这种感性主义，从制作或评判艺术作品、自然景观的主体的角度，而不是从思考或评价的客体的角度出发，去评价美的体验。与此同时，关于美的辩论，也从做出审美判断和创造出艺术品，从而寻求学术规则、标准和权威，转变为根据想象和品位对美产生的效果做出评价。新的经验主义哲学认为，创造力和感官是审美愉悦的源泉，要鼓励人们追求多样性、原创性和新的组合形式，而不是仅仅尊重学术规范。艺术语言中融入了“感觉”“感受”“联想”或“品位”这样的词语。这些词语诉诸审美判断的主观性，与美的对象呈现的客观性和客观化的特征形成对比。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所有客观性的艺术规则或原则。正如休谟（Hume）在他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的那样：
诚然，美与丑，不像甜和苦，它们不是对象的品质，而是完全属于内在的或外在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象中存在一定的品质，天生就会引发那些具体的感受。
这种新的艺术理论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变化，自然成了感性的人的情感舞台。花园试图去接近原始状态中的景观，未经过任何一双手的触碰和改造，尽管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显现技巧的缺乏是最刻意的手段——一个不想成为花园的花园。
英国的风景式花园，可能是对自然疏远感和缺失感的一种理想化和唯美化的回应，而这种对自然疏远和缺失的感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也是学识渊博的精英与爱好艺术的绅士（gentry）参与城市扩张的结果。为了寻回失去的自然，回归本源的纯洁，他们沉浸于对田园生活的幻想，赞美乡村的生活。美丽的景观带来的精神效果，叠加在了乌托邦故事抚慰人心的颠覆性力量之上，创造领导新的地理情感。
世纪交迭，崇高的体验与美的体验逐渐划分出界限。前者与自然表达相关，后者则与艺术表现相关。艺术表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打动有品位之人，而在崇高的场景中，主体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或沙漠、浩瀚的星空，以及带来自由体验的山川或树林。想要探求其中的美感差异，只要回想一下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中的话就足够了:“神圣森林里的高大冬青栎和孤独一样，是崇高的；花坛、低矮的树篱和被修剪成型的树木，则是美丽的。”
对此，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如画的景观是启蒙运动中乌托邦梦想的汇集，是补偿性幻想的独特证明，也是18世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的展现。因此，英国花园也承担了教育的任务，成了一个传授道德和政治美德的学校。事实是，乌托邦和花园汲取自同一个哲学源泉，对社会完善有着同样的信念，也都相信追求幸福是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它们都塑造了社会的想象，表达了实现伦理和审美理想的大众希望，一个用造型语言，另一个用文学语言，转述了每个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想法。如果说乌托邦的功能是展示可能实现的，但仍然没有实现的东西，那花园从一开始就与曾经实现过的美好和快乐联系在一起了。所有的花园都是对人间乐园的大致模仿，而人间乐园就是人们描述的所有乌托邦的原型。
在这一点上，我们值得停下来做出强调，18世纪并不仅仅是风景式花园的闪耀时期，也是乌托邦的黄金时代。乌托邦不仅盛行于虚构旅行中的梦幻之地，也于旨在打造更美好社会的政治、社会专著中流行。受人尊重的哲学家或作家，基本都写过相关的故事或文章，都对这种题材做出过贡献。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著名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年）中，多次出现了原始穴居人的相关情节;伏尔泰（Voltaire）在《憨第德》（Candide,1759年）中阐述了最好世界的理念，在书的最后还发出了邀请，让大家耕种自己的花园，以此享乐；狄德罗（Diderot）则在《布甘维尔“旅行记”补篇》(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 1772年）中再现了塔希提岛的故事；卢梭在1761年出版了《新爱洛伊丝》，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天然的、去除几何的花园，即克拉朗斯花园，这是对风景式花园理念的认可，也是对“回归自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