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笔记（一）

钱穆先生在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但由于当时“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应何敬之之邀，演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所以只选择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想再就演讲记录把在演讲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但最终因为身体及各种原因只能稍稍校正，不再润饰。
之所以想写这么一部书基于：“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此外，政治制度须与人事配合，“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钱穆说：“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这无异于削足适履，他认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决不能历久而不变。”因而，“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钱穆先生的政治制度观：
一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 条条的条文，似乎烦躁乏味，无可讲。
二 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
三 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四 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五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期间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六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
七 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此处出现两个概念：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历史意见 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如历代奏议之类，在当时，便可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
时代意见 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以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该书主讲的范围是：
一 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汉唐宋明清五代传统政治之大趋势，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
二 考试和选举，那种人可参加政府，及其怎样给参加者分配职权。
三 政府的赋税制度，政府关于财政经济如何处理的制度。（主要指田赋这一项。）
四 国防与兵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