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道德

围绕母乳喂养而形成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产业的核心消费群体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以及用于母乳喂养的资源。
除了吸奶器和各种维生素以外，“靓妈”还供应各种流行单品和配饰，好让妈妈们能够“时尚带娃”。母乳喂养就是当今的新潮流。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许多恢复哺乳的女性传达的是一种政治立场，而非时尚态度。她们表明，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喂养自己的宝宝，并反对雀巢这种在贫困国家兜售配方奶、间接损害了无数婴儿健康的大企业。母乳喂养回归主流，不仅催生了无数用糟糕的双关语取名的门店和产品——比如有款哺乳枕叫“乳房之友”，有款产后束腹带叫“妈妈紧身衣”——也对蓬勃发展的奢侈哺乳用品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这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和反主流文化的异端绝对想象不到的。
新一代的哺乳倡导者之所以强调时尚元素，可以说是为了表明哺乳和当妈妈这件事与生活并不矛盾，不是说做了母亲就没法健身、娱乐、追求时尚。不可否认，这些倡导者的努力是有益于女性的。
在我看来，像“哺乳快闪”和“奶车”这样的倡议行动是倡导哺乳的正面案例，它们旨在保护女性选择喂养方式和场所的权利。可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发现，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走向极端，以至于变成“哺乳主义”（lactivism）：把母乳喂养作为一项强制要求，一场道德运动，甚至是一种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母乳喂养反而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而非保护到她们的选择权。实际上，有些哺乳主义者（lactivist）甚至与“选择”势不两立。他们发起倡导活动，就是为了动摇这样一种观念：在选择如何喂养孩子时，女性可以考虑自己的个人情况，比如工作、孩子的看护方式，等等。最为极端的哺乳主义者认为，母乳喂养本身就是目的，就算它威胁到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与幸福，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母乳喂养。
是否有选择权是许多女性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堕胎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关于怎么喂养婴儿的讨论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选择的余地。那女性是否有选择不给孩子哺乳的权利呢？很久以前，哺乳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反抗行为，是对主流的挑战，是一项女性需要不惜代价保护的权利。而在这个新时代，很多哺乳倡导者——尤其是哺乳主义者——正在大大削弱女性的选择权。
美国政府近来发起的其他推广母乳喂养的举措巩固了这样一种观念：母乳喂养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人们称赞这些政策改革有益于哺乳女性。但几乎没有人提到，这些改革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推广哺乳，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哺乳。实际上，它们的目的在于推广使用吸奶器。这些备受吹捧的改革与其说有益于女性，不如说有利于营商，而且只不过是为了调和矛盾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官方建议女性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而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
鼓励女性吸奶的政策不仅增加了女性的压力，也在悄然模糊我们对哺乳的理解。
从根本上讲，当代人对母乳的狂热追捧建立在一个令人信服的简单前提之上：母乳对于个人健康极为有益，这些益处累积起来能造福整个社会。......可是，如果这个令人信服的简单前提是错的呢？
我开始把自己日渐变大的肚子想象成通向一个平行宇宙的入口。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母乳喂养并不像我怀孕前想的那样仅仅是喂养婴儿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是至高奉献的一种表现，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价值的标准。它不仅是女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更是她所宣扬的信仰。
我要给女儿哺乳——我不想让这个决定成为一场道德运动。我认为母乳喂养是个人的选择。我只是一个恰好给孩子哺乳、相信哺乳有益的女人，但我不是哺乳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每位母亲都一定要给孩子哺乳。
可是，如果美国政府实际上在惩罚不给孩子哺乳的贫穷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那风险就比我之前想象的高多了。另外，如果汉娜说得没错，那也就是说，如果母乳喂养确实没多大好处，那政府对不哺乳的母亲的惩罚，就不免让人感到愤慨。
我并不反对母乳喂养，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我反对用某个特权群体喂养婴儿的特定方法作为标杆，去衡量没有条件哺乳或者不想哺乳的那些人。我反对从医学文献中断章取义，以证明某个公共卫生问题的合理性。我反对用这个公共卫生问题来强迫女性哺乳、惩罚那些不哺乳的女性。我还反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期女性遵守母乳喂养这项道德义务——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在上班期间吸奶。我还警惕着这样一种现象：悄然之间，母乳喂养实际上已被重新定义为人乳消费，母乳变成了在公开市场上经常出售且备受追捧的商品。另外，让我深感担忧的是，一些哺乳倡议把母乳喂养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忽略了广大母亲与孩子的需求、利益，甚至是生命。
本书旨在通过采访医生、政策制定者、哺乳倡导者、国际母乳会、WIC受益者、母亲，弄清楚美国的母乳喂养政策与政治的具体情况，探究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历程。这是一次真诚的尝试，也是一种批评。我们不想走到这个地步，也不愿成为这样的人。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女人不给孩子哺乳。不过，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所有女人都给孩子哺乳——这一点也许更让人感到意外。
19世纪最后的20年里，美国的哺乳率终于也开始出现了阶级差异——这种情况在欧洲早已有之。当时，美国人开始觉得哺乳这种行为不适合斯文的上流社会女士。虽然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母亲仍然给孩子哺乳，但越来越多比她们富裕的母亲开始雇用乳母、使用配方奶。20世纪初，波士顿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群体差别相当严重：有90%的工薪阶层母亲给孩子哺乳，而在中上层阶级中，这个比例只有17%。
这一长期存在的群体差别现在几乎完全对调了过来。如今，母乳喂养在中上层阶级中最普遍，而工薪阶层母亲和贫穷母亲大都使用配方奶——她们往往因此受到公众批评，有时还会受到惩罚。
20世纪中叶的大部分美国人认为，配方奶喂养是一种现代而新颖的喂养方式，甚至还觉得配方奶喂养很高级。从社会角度来看，它解放了母亲，让普通母亲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而在此之前，这种自由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享有。
这七位女士一起确立了共同的使命：为那些对母乳喂养和自然分娩感兴趣的新妈妈提供支持、鼓励，以及相关信息。她们借用了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市一座雕像的名字来给这个新组织命名：“奶水充足、分娩顺利的夫人”（Nuestra Señora de La Leche y Buen Parto）。国际母乳会的七位创始人都有非常丰富的育儿经验：她们总共生了56个孩子。
国际母乳会反对冰冷、没有人情味的科学育儿理念——因为这种理念让母亲任由医生摆布——而竭力主张赋予母亲权利的“自然主义”，也就是让母亲掌控自己的身体与家庭、接受自然的身体机能，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哺乳。在大多数家长都热衷于用配方奶喂养孩子的年代，国际母乳会显然是个异类，但它依然得以稳步发展。从1956年七个朋友组织的首次会议开始，国际母乳会于1961年发展到拥有43个团体， 1966年迅速增至430个，1971年扩大到1260个，而到了1976年，该协会已经有了大约3000个团体。
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国际母乳会的理念有反主流文化的倾向，这使得该协会背离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但国际母乳会从成立伊始就非常保守，与嬉皮士组织和女权组织八竿子打不着，虽然它至少在初期是这两个群体的盟友。1973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堕胎合法，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关于堕胎的争论已经热火朝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女权运动和国际母乳会之间出现了最大的鸿沟。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使用的口号包括“个人即政治”，她们把堕胎权、生育权等当作核心诉求。她们坚信，解放女性首先在于解放女性的身体，争取女性的选择权是她们的重点努力方向。
1971年，堕胎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最紧迫、分歧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母乳会也因内部的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国际母乳会的所有领导都是天主教徒，因此都坚决反对堕胎，但她们的分歧在于，国际母乳会是应该正式表明反堕胎的立场，还是应该保持沉默。
国际母乳会还表明了一种强烈的原则性立场：反对女性外出工作。
“就国际母乳会而言，它的创始人都是天主教徒，她们因为生了11个孩子或者7个孩子而觉得特别光荣。她们和宝宝睡一张床，不断给孩子喂奶。另外，她们还比较反对节育。
麦克·穆勒（Mike Muller）来自英国非政府组织“对抗贫穷”（War on Want），他接受了雀巢的邀请，之后发表了一篇对配方奶粉产业的揭露性报道，题为《婴儿杀手》。雀巢公司企图把它在第三世界的销售行为伪装成对婴儿健康的真诚关注，而穆勒透过这层伪装，看到了雀巢只顾攫取利益的自私嘴脸。在这篇报道中，穆勒不仅声称配方奶粉正在杀害贫穷国家的婴儿，还表示配方奶粉公司对这些婴儿的死负有责任，因为这些公司通过强硬的“商业推广”，让穷国对配方奶粉的需求越来越大。
美国的哺乳率有史以来首次开始上升，从1971年的24%提高到1975年的33%，再到1980年惊人的54%。公众对母乳喂养的兴趣和相关讨论，以及为哺乳母亲提供的社区支持，把母乳喂养从美国育儿方式的边缘拉回了主流。
与母乳喂养相关的社会活动以及抵制雀巢运动，提高了母乳喂养在国际卫生组织中的地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广母乳喂养，将其作为应对婴儿死亡和儿童疾病的一项关键措施，许多地区卫生组织也纷纷效仿。几乎在一夜之间，倡导母乳喂养就成了许多机构的头等大事。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重要的新倡议，叫作“儿童生存与发展革命”（Child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Revolution），而推广母乳喂养就是该倡议的四大战略支柱之一。在1985年的年度报告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描述了它在世界上最穷的一些国家采取的哺乳协助策略，并敦促人们继续提防配方奶粉来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甚至在1984年和1985年发行了支持母乳喂养的邮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母乳喂养取得了主流地位，推广母乳喂养也成了国际卫生组织的一项主要任务。国际母乳会多年的倡导工作终于有了回报：公众舆论的潮流开始转向支持母乳喂养。在这一转变中，抵制雀巢的社会活动无疑是最显眼、最重要的里程碑，但此类活动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起支撑作用的社会背景和组织背景，即地方上支持、倡导母乳喂养的团体和组织网络。总的来说，全世界的潮流都转变过来了，包括美国。
抵制雀巢运动过后，母乳喂养获得了新形象：短短十年里，它从限制女性自由的陈规陋习，转变为一项关乎道德与政治的重要活动，这项活动能够保护容易受到伤害的母亲和孩子，避免他们被“贪婪”的公司侵害。在对抗全球贫困与饥饿的过程中，母乳喂养还象征着团结一致。从那时起，这些正面的联想基本上未再遭到动摇，而且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科研的支持：这些研究证明，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健康益处多多。这时候，母乳喂养具有相当强大的光环效应。像我一样给孩子哺乳的母亲肯定都知道这一光环效应在社会认可与道德地位方面意味着什么。
这样看来，哺乳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稳步攀升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971年的24%一路涨到了2014年的79%。母乳喂养成为共识，成为各个政治派别的美国人都拥护的普遍做法，或许也并不出人意料。反对母乳喂养近乎亵渎神灵。要是有人胆敢质疑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就有可能遭到辱骂、嘲弄。
在美国，母乳喂养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喂养婴儿的方式了。它成了向世界展示你的身份和信仰的途径。美国至少有四个大相径庭的群体——女权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雅皮士、嬉普士——将母乳喂养作为一套价值观与信仰的标志。也许并非所有人都接受母乳喂养，但对很大一部分人而言，母乳喂养相当重要。
和堕胎问题一样，哺乳问题也让女权主义的主张——个人即政治——显得直接而有说服力。
对很多女人来说，哺乳仍然是获得力量的一种方式，它体现出女性身体拥有养育他人的力量。哺乳是对女性自豪感的表达，也往往用于表现女性的团结。在新一代的母亲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由事业成功的坚定女权主义者抚养长大。这些新一代的母亲不再兼顾工作与带娃，而是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履行哺乳的权利——最后一点尤为重要。
奇怪的是，大部分当代女权主义的论述中都缺少对另一种权利的讨论：女性不哺乳的权利。几乎没有人把配方奶喂养当作一个女权问题。反对哺乳义务的人依然是少数
“选择”这个词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斗争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至今依然会引发关于堕胎和其他生殖权的争论，可是在讨论婴儿喂养的时候，这个词却不见踪影了。
《西尔斯亲密育儿百科》（The Baby Book）......践行亲密育儿法的父母把哺乳这种单纯的喂养行为拔高成一种核心价值观和义务，视哺乳为某种育儿与生活理念的象征。
亲密育儿法讲究的其实是一种心态，即尊重孩子，留意孩子的需求并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始终如一地关爱、陪伴孩子。尽管如此，这种育儿法还是明确规定了某些不可违反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哺乳。哺乳对于形成适当的亲子依恋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哺乳带来的亲密身体接触有助于母亲与婴儿建立情感纽带。一些亲密育儿专家认为，哺乳让母亲和婴儿更加合拍，从而使得母亲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并回应宝宝发出的信号。这些专家不仅提倡哺乳，还倡导按需哺乳和宝宝主导式断奶。很多践行亲密育儿法的母亲一直到孩子开始学步了还在给他们哺乳。
亲密育儿法不仅是一种育儿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风险也很高。
最近出现了抵制亲密育儿法的迹象，反对此法的人认为，它对父母提出了繁重且不现实的要求，让他们的生活失败不堪，如同一场奴役。
亲密育儿法煽动了声名狼藉的“妈妈战争”——据说，在这样的“战争”中，职场母亲与家庭主妇互相较劲，力图证明自己的育儿法更胜一筹。
亲密育儿法还煽动了中产阶级母亲与工薪阶层母亲之间的“战争”。它树立了一个好母亲的榜样，而只有那些待在家里、不愁生计的女性才有可能成为这种榜样。在亲密育儿理念的大框架下，哺乳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受到人们的拥护，同时也是社会地位的有力标志。女性哺乳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持这一地位，有时她们还会利用哺乳来与别人划清界限。
其实，差不多所有致力于环保生活的组织都提到了母乳喂养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一名社会活动者如是说：“毕竟，说到有机、本土、自然且免费的食物，你得承认人乳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哺乳倡导团体也迅速建立了哺乳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她们知道，很多给孩子哺乳的女性也关心环境恶化、废物、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一名自称为环保主义者的女子表示：“我当初决定给孩子哺乳，这不仅是个人的决定，也是事关地球的决定。”
女权主义者和保守派基督徒都拥护母乳喂养，前者把它当作权益的象征，而后者则认为它标志着女性的服从。另外一些女性之所以哺乳，是因为哺乳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表明她们是有良心的人，说明她们关心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还有一些女性之所以哺乳，是因为这是全职母亲身份的关键要素。她们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抚养孩子，足以说明她们的家庭既有经济保障，也有道德责任感。总之，近些年来，母乳喂养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尽管这些人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无怪乎当代政客也纷纷拥护母乳喂养——作为一个共识问题，母乳喂养有可能帮助他们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母乳喂养差不多让每个人都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因此它成为当代美国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很多人即便听说母乳喂养对健康的种种益处实际上远没有人们鼓吹得那么明显，也依然坚定地践行母乳喂养——鉴于母乳喂养的崇高地位，这种情况也许并不算特别奇怪。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们赋予母乳喂养的健康益处越来越多，真是让人数不胜数。据说，母乳有如下功效：降低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包括耳部感染、胃肠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高血压、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哮喘、过敏、癌症、乳糜泻、克罗恩病、湿疹，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发生率，增长智力，稳定情绪，等等。
母乳喂养能够增进儿童的健康和社会的福祉——几十年来，这一简单前提一直影响着无数父母的生活，无论是用母乳还是用配方奶喂孩子的父母。可是，这个简单而有力的前提是真的吗？母乳喂养真的能实实在在地改善婴儿与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吗？
他（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amer）博士）认为，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并不足以证明那些哺乳主义者的狂热行为合情合理。根据PROBIT的研究，许多被大加鼓吹的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并不存在。虽然PROBIT确实发现母乳喂养有一些益处，但这些益处很不明显。即便如此，克雷默依然认为母乳喂养有一定效果，但它的效果并没有大到能决定人生的程度。
总的来说，母乳喂养似乎确实能稍微预防四类感染：耳部感染、胃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而证明母乳喂养可以预防其他病症或提升智力的证据，要么没有说服力，要么互相矛盾。这些病症包括：湿疹、哮喘、过敏、婴儿猝死综合征、2型糖尿病、白血病、心血管疾病、克罗恩病、乳糜泻和行为障碍。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母乳喂养不会影响肥胖、血压、大多数癌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及其他行为障碍、1型糖尿病和牙齿健康。
WIC根据哺乳状况实行有差别食品分配的政策没有例外，并不会特殊照顾无法哺乳的女性，以及遵照医嘱采取配方奶喂养或混合喂养的女性。
美国的各族群间的关系相当紧张且高度政治化，这个国家从建国之初就被恶劣的种族主义所困扰。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相信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断强调非裔美国人的哺乳率“明显较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坚持把母乳喂养确立为公民责任，宣称母亲可以通过哺乳来为所有美国人节省一大笔开支、为国民健康做贡献——这样看来，他们对非裔美国人婴儿喂养方式的关注似乎就是为了煽动、提醒美国白人：你们作为父母和公民确实比黑人更优秀。
政府最近的所谓哺乳倡议是为了帮助女性在上班期间吸奶，好让家人用泵出的母乳喂宝宝。换言之，这些所谓的倡议基于一个没有言明的前提：母乳喂养的价值在于人乳的化学成分，而非用乳房喂养婴儿过程中的母婴接触。然而，这个前提基本上没有经过研究证实。
其实，吸奶显然已经成了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变通之计，它让女性得以回到工作岗位，同时又让她们的宝宝还能享受到所谓的“哺乳”的好处。
推广吸奶的公共卫生运动正在悄然颠覆这样一种观念：哺乳的前提是要让母亲与婴儿有直接接触。这样一来，政策制定者就可以有效地反驳关于法定带薪产假的争论：既然母亲的身体不再是输出母乳的唯一载体，那还有什么必要实行欧洲那种慷慨的产假呢？过去，人们将母乳喂养视为对抗大规模生意的方式，而如今，此类公共卫生运动把母乳喂养也变成了一桩大生意。到2020年，美国吸奶器市场的规模将会接近10亿美元，而其他哺乳与吸奶用品的市场规模大概会达到20亿美元。
“基本上每个人”都用吸奶器。
从哺乳到吸奶的微妙转变让生产吸奶器的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公司包括阿美达、美德乐、飞利浦新安怡、兰思诺等；这一转变也为一部分雇主提供了一个好办法，这些雇主既想留住员工，又不想给员工放产假，或者不愿承担新妈妈花时间哺乳而造成的损失。对于有的政客而言，让女性在上班期间吸奶也是个好办法——这些政客不愿提出有利于女员工的法规，比如产假法，因为此类法规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或者可能会被当作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威胁。看来，在这个“三赢”的局面中，只有母亲和婴儿是输家。
制造吸奶器或者加工、销售人乳产品的公司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在重新定义母乳喂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所作所为还反映出一种精心设计的企业策略。
其实，美德乐的大部分技术创新似乎都是为了让母乳喂养更快、更高效。
旧式乳母和互联网时代“乳母”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出售的是一项服务。从前的乳母会把你的孩子带走，给孩子哺乳，通常一次持续数月。如今，婴儿喂养的工作依然是“外包”的，但这项工作的重点不再是服务，而是人乳这种产品，而且通常以网络作为销售和购买平台。
我们仍处于从母乳喂养转变到人乳消费的最初阶段，这一转变产生的影响尚不清楚。不过，由于美国的每一位母亲都能免费获得吸奶器，人乳消费可能很快就会基本取代母乳喂养。随着产量增长、市场愈发规范，富有的母亲可能会做出如下推断：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母乳比自己分泌母乳更简单（其实已经有人这样想了）。还有一些母亲会意识到，她们可以从自己身上提取人乳这种商品，然后拿去卖钱。一旦母乳喂养沦为人乳的生产与消费，就会产生分歧和利益冲突——每个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种交易会造成哪些伦理与法律后果，因为现在的局面早已无法挽回。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所以很多感染者都是育龄女性。实际上，艾滋病是全世界15—40岁女性的主要死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艾滋病肆虐最甚的东非和非洲南部，1989年大约有30%的孕妇感染了艾滋病毒。由于大量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婴儿和儿童也遭遇了悲惨的命运。性交和共用针头是最常见的艾滋病传播方式，但第三常见的传播方式就是出生前后的母婴传播。早在1985年，《纽约时报》就有报道表示，在非洲，每五名感染者中就有一名儿童。
1985年的那篇将哺乳与艾滋病毒传播联系起来的文章可谓至关重要，在之后的五年里，不断有后续研究证实此文的结论。不仅医学检测在母乳中发现了艾滋病毒，科学研究——包括以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所生婴儿为对象的前瞻性研究——也证实吃母乳的婴儿比吃配方奶的婴儿更有可能感染该病毒。研究还发现，婴儿吃母乳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发布了如下建议：“无论是否感染艾滋病毒”，母亲都应继续给孩子哺乳。在同年发布的《全球艾滋病计划》（Global AIDS Plan）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通过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概率显然很小。”
其实，各大国际卫生组织经常拿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与配方奶喂养的风险做比较，使前者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但这种比较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不同地区的婴儿死于营养不良或腹泻的风险相差很大，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包括乌干达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达85%，单是配方奶喂养造成的死亡率更不可能有这么高。
到了1992年，人们已经知道哺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有多大，但即便是在这一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依然没有改变方针。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母乳喂养：技术基础与行动建议》（Breastfeeding: The Technical Ba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书中讨论了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问题，但这部分讨论的标题是“散布谣言”。
接下来的两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最坏的消息：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艾滋病即将成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母乳喂养也是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1995年的一项研究表示：“由HIV阳性母亲哺乳的九名沙特阿拉伯婴儿都染上了艾滋病毒。”类似研究显示，在印度和马拉维，由HIV阳性母亲哺乳的婴儿，感染率分别为48%和35%。
各大国际卫生组织对艾滋病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也让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卫生官员感到怒不可遏。
赞比亚妇科医生马维斯·项嘉（Mavis Sianga）以相当温和的方式抱怨道：“只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想让他们的项目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就要承担传染孩子的风险，这也太不公平了。”
在199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非洲代表也批评这两个组织没有宣传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相关信息。这些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相关机构推广不受限制、不经更改、无人质疑的母乳喂养政策，让我们孩子的生命受到了艾滋病的威胁。难道我们要接受这种情况吗？”哺乳建议中明显的双重标准让他们尤为愤慨：“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停止哺乳，而在发展中国家，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得到的建议是继续哺乳。”
直到1998年，各大国际卫生组织才修改了针对感染艾滋病毒母亲的婴儿喂养指南。
各大国际卫生组织终于承认，在感染艾滋病毒的所有婴儿病例中，通过哺乳感染的病例占比“高达40%”；他们终于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给孩子喂配方奶。
自那以来，由于艾滋病治疗方面的进展，母婴传播的风险有所降低。如今有更多母亲和婴儿能够获得减少病毒载量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所以大多数刊物给出的母婴传播风险降低至5%—20%之间。尽管如此，根据2008年发表的一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大约仍有42万名婴儿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婴儿（14万—21万）可能完全是因为吃母乳而感染的。据此推算，自艾滋病于35年前左右被发现以来，光是因为吃母乳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人数就在490万到735万之间。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HIV阳性母亲给孩子喂配方奶，并开始在贫穷国家免费发放配方奶粉。哺乳主义者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这正是她们13年来一直努力阻止的局面。那一年6月，国际母乳会发表声明称，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有些研究者从人乳中分离出了艾滋病毒……但其他一些研究表明，艾滋病毒通过哺乳传播的风险并不高。”该声明还表示，许多研究并未区分人乳中细胞内的艾滋病毒片段与完整的艾滋病毒，而只有后者才能复制，从而才有传染性。
很多哺乳倡导者对母乳喂养计划的未来感到担忧，不愿相信哺乳可能会伤害孩子，也不愿摒弃“母亲的乳汁完美无缺”这种想法。她们当中有些人显然觉得，如果承认哺乳可能传播艾滋病毒，就犯下了一个战略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会彻底毁掉母乳喂养事业。还有一些人笃信母乳喂养是正确而有益的喂养方式，无法接受与此相悖的观点。
对于一些坚定的哺乳主义者而言，“否认艾滋”是他们的一条出路。
30多年来，研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数千名科研人员已经建立起一套无可争议的证据，证实了HIV逆转录病毒的存在，弄清了HIV逆转录病毒从HIV转变为艾滋病的方式。艾滋病否定者声称自己是在发展另一种科学理论，但他们基本上都被当作骗子。不过，他们还是在哺乳主义者当中找到了现成的听众，因为他们的观点，即艾滋病不存在，很容易就能发展为这样的说法：母乳中不存在艾滋病毒，或者艾滋病毒无法通过哺乳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艾滋病毒与婴儿喂养指南》（Guidelines on HIV and Infant Feeding）中再次推荐母乳喂养，从而“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建议，即使缺乏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母亲也应该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采取纯母乳喂养，在此之后继续给孩子哺乳，除非环境和社会条件足够安全且支持替代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重复了1998年之前的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应当给孩子哺乳，无论她们是否感染艾滋病毒、是否能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这就是戴安娜所指的胜利：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修改了婴儿喂养建议。
但要想让传播率“接近于零”，需要特别苛刻的条件。莫里森向我解释道，这些条件包括“分娩前接受13周的全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孕期和哺乳期严格坚持用药、绝对纯母乳喂养六个月、及时治疗乳房肿胀或乳头擦伤”。
事实上，母乳喂养本来就有风险。它并非所有母亲或所有婴儿的最佳选择。然而，狂热的哺乳主义者只顾着推广母乳喂养，忽视了母乳喂养可能会让婴儿和母亲付出高昂代价。极端的哺乳主义者甚至将母乳喂养凌驾于婴儿的健康和幸福，甚至生命之上——讽刺的是，婴儿正是她们致力于保护的对象。
“泌乳衰竭”的母亲承受着屈辱与内疚。贫穷的母亲会受到政府的惩罚：她们和孩子本来就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风险，可政府还不给她们发放足够的食物。非裔美国母亲会成为社会攻击的对象——这个社会向来喜欢把自身的失败归咎于被主流排斥的群体，比如非裔美国人就经常成为替罪羊。
哺乳主义的代价并非由个人背负，而是由我们整个社会承担。哺乳义务让社会中一部分人——主要是特权阶层——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通过其他方式加深了种族与阶级歧视。哺乳之所以是一种身份标志，正是因为它象征着社会地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通过哺乳来表明自己是好父母，同时也暗示其他人是坏父母，尤其是黑人、穷人、未婚人士。我们利用哺乳来节省政府食品计划的资金、限制女性的选择、干涉边缘弱势女性的生活。
我们还用哺乳和吸奶来弥补产假的缺失。产后六周，女性回到工作岗位上，而她们的小宝宝通常就会被送去日托所。那么小的孩子每天就要和父母分开八到十小时，可我们却期望他们能和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就因为他们吃的是母乳。他们在日托所会接触到病毒、受到感染，可我们却期望他们能保持健康，就因为他们吃的是母乳。我们没有好好抱过他们，也不怎么跟他们说话，可我们却期望他们能顺利成长，长成情绪稳定的聪明孩子，就因为他们吃的是母乳。我们每天早上把他们丢在日托所，心里不免感到痛苦、歉疚，但想到他们吃的是母乳，我们便感到些许宽慰。
母乳无法代替服务优良、离家或公司近的平价日托所，无法代替产假，也无法代替便民、平价的医疗服务。
简单来说，并非一切具有潜在危险的“生活方式选择”都会被官方认定为公共卫生问题。事实上，公共卫生问题的清单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往往会刻意漏掉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异性恋已婚美国白人男子当中常见的习惯与疾病。我们会因此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群体中有很多好公民、好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