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俄罗斯

俄罗斯与欧洲的对立，只是与吞没精神的现代文明趋势进行的精神斗争的形式。
唯物主义精神战胜了宗教精神，对地上幸福的追求遮蔽了天空。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趋势。它首先在欧洲民族那里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的“落伍”拯救了我们。于是，出现了一种诱惑：认为，这一现代文明的世界趋势没有控制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我们是另一种精神，认为它只是西方、欧洲民族的现象。这样，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学的宗教倾向都被涂上了一层斯拉夫主义、东方主义色彩。这是一层保护色。德国在十九世纪初，在伟大的富于创造的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上升期，也经历了类似的情绪和类似的自我意识。唯心主义的精神，浪漫主义的情绪，拥有更高的精神趣味，这些被确信为德国精神……但随即德国就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背叛了自已崇高的精神遗训。两种精神的斗争、宗教文明和反宗教文明两种文化类型的斗争永远是西欧本身内部的斗争，它是在整个欧洲大地上进行的。
于是，他们回到中世纪，是把中世纪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回到那里。整个尼采现象连同他对悲剧、对狄奥尼索斯文化的热烈向往，是对正在取胜的欧洲文明的极端的和病态的抗议。这一主题是世界性的，它不可能被理解为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主题。这是两种精神、两种文化类型既在欧洲内部，也在俄罗斯内部，既在西方，也在东方对立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来到俄罗斯并取得巨大成就。在俄罗斯也发生着真正的文化与文明的斗争。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永远是精神的，不是精神的东西只能是文明。在俄罗斯取胜的不是精神和文化。
“所有伟大的民族如果想存在得长久，它就应当相信在它身上，只在它一个民族身上蕴含着拯救世界的真理相信它是为了那一目标而存在，即领导各个民族，使它们在自己这里成为一个整体，引导它们步调一致地走向自己预定的最终目标。”……在这样的弥赛亚意识中从一开始就没有民族特权、民族割据主义。弥赛亚的民族意识是普世的全宇宙的意识。弥赛亚民族的使命是献身于拯救所有民族，拯救整个世界的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民族，“神意的载体”的民族，提出了这样的普遍拯救的任务。弥赛亚说不是民族主义。弥赛亚说的要求比民族主义的要求多得无可比拟。但其中没有民族特权的自我肯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中，发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全人类性。他看到，普希金身上敏锐地感觉整个世界和完美体现不同民族的才能，是俄罗斯的才能。
俄罗斯人骚动不安的反叛式的流浪、他们的精神朝圣是深刻的民族现象，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创作都献给了这些流浪者未来的命运……俄罗斯的流浪者需要的正是全世界的幸福……俄罗斯的全人类精神就这样在俄罗斯式的流浪现象中，在俄罗斯式的叛逆中被揭示出来。
但存在的二律背反是，俄罗斯流浪者脱离了人民的土地，他们的创造性生活无果实的原因也于此。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民粹主义是两种悖论复杂的结合。
他号召尊崇“人民的真理”，寻找“人民的真理并在人民之中寻找”。他时而把“人民”作为一个伟大的神秘的整体，从而把它理解为一个神秘的机体、民族的灵魂，时而把“人民”理解为主要是“普通”人庄稼汉。这说明了我们的民粹主义意识通常具有的懵懂与混沌。但也可以别样理解俄罗斯流浪者的使命。他们可以在自身深处发现和认识人民的天性，并且，正因为他们显示出了这一深度，所以他们是人民，因为每一个俄罗斯人的深度都是人民的深度。“人民性”不是外在于“我”，不是在庄稼汉身上，而是内在于“我”，在“我”个体存在的深层，在这一存在中“我”已经不是封闭的单一体。这将是唯一正确的对待“人民”和“人民性”的态度，一种内在的态度。“我”之所以不是“人民”，脱离了“人民”，是因为“我”处于表面，而不在深处。为了成为“人民”，“我”不需要成为什么庄稼汉、什么百姓，“我”只需要回到自身深处。这一点也适合于教会意识。在深处揭示的“人民的真理”是什么？
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不是通过农民的经验揭示，而是从精神深处得到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