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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類型的精神病院無疑提供了極度肥沃的土壤，可以讓這些次級調適滋生，但次級調適實際上就像雜草一樣，可以在任何一種社會組織中萌芽。那麼，如果我們發現，在所有研究過的情形中，參與者都會對於緊密的連結建立起防衛機制，那為什麼我們還要把我們的自我建立在「要是條件『剛好對了』，人才會怎麼做」這樣的觀念之上呢？

一個人和自我間的關係，從最簡單的社會學觀點來看，就是：他在組織中的位置如何界定他，他就如何界定他自己。若受到挑戰，社會學家則會修改這個模型，承認某些複雜因素的存在：自我有可能尚未完全定型，或者可能表現出相互衝突的傾向。或許我們應該把概念進一步複雜化，將這些附帶條件提升到核心的位置：一開始基於社會學的目的，先把個人定義為一個會採取立場的實體，會在「認同組織」和「反對組織」之間佔據一個位置，只要受到一點壓力，就隨時可以改變參與組織的方向，以重新取得平衡。因此，自我是在對抗某個對象的過程中浮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