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桥 — 昆明 ：诸位此时的神情不是还要向前走吗

“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这是易社强的总结，“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戏念转变成国家政策。”想象一下，假如是你，你愿意为弥合这道鸿沟做点什么？愿意为此走多远？以及，到底应该走多远？你也许无动于衷，认为它天然合理，或者干脆选择闭上自己的眼睛。“中国人尤其擅长于此，”易社强说，“中国的历史有太多困苦了，如果你不闭上眼睛，你怎么活下去呢？你怎么存在呢？”你也许对此心怀内疚，那么你可能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苦苦探索或许并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也许你认为改良的光与热不足以照亮黑暗的社会，你可能就是后来振臂一挥的闻一多。史景迁说，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但他们还是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当他们选择走向舞台时，结局往往是“比别人早些死去”。当然，你也可能幸存，你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最终，你帮助舞台中央的人把“平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政策——十一年后的解放，至少在观念上，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是对“富强”之梦最激烈的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