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赢家与输家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36000美元，低于40年前的水平。
* 皮凯蒂指出，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0.2%，而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口获得了12.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近一半（47%）的国民收入，而西欧为37%，中国为41%，巴西和印度为55%。
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 在加拿大、德国、丹麦和欧洲其他国家，摆脱贫困比在美国更容易。 
* 根据阿奇布里奇研究所的斯科特·温希普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中，只有3%的孩子成为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只有26%的孩子进入了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46%的人仍停留在底部。
这与长期以来认为流动性是美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的信念不一致。美国人告诉自己，美国可以比欧洲国家的阶级社会更少地担心不平等，因为向上流动在这里是可能的。70%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只有35%的欧洲人这样认为。这种对流动性的信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慷慨。
SAT的诞生源于这样一种承诺，即根据学业成绩而不是阶级和家庭出身来录取学生。但今天的优绩至上几乎已经变成了世袭贵族垄断。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尽管有慷慨的经济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
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
优绩至上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不应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滞留底层）。但拥有（或缺乏）某些天赋真的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因为自己的天赋而上升的人，应该得到比那些同样努力工作却没有市场社会所奖励的天赋的人更多的报酬。
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比起对移民和外包的抗议，民粹主义者做得更多的是控诉优绩至上的暴政。
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类箴言是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人心，另一方面却令人反感。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
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内涵，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并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弹，民粹主义试图给空旷的公共广场披上一层不宽容的、报复性的民族主义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