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初步确定

（1） 起源，古希腊：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共同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泾渭分明。
共同领域：对谈(lexis);实践（战争，竞技活动）
私人领域：并非局限于家庭。
“公共领域里的地位取决于领主的地位。在领主权威这把保护伞下，生命不断繁衍，奴隶从事劳动，妇女料理家务，生生死死，循环往复；必然王国和瞬间世界一直隐藏在私人领域当中。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2） 论代表型公共领域
特别要注意哈贝马斯在这里说的“代表”不是指我们常说的代议制的那种代表。
“封建领主的地位，不管处于哪个级别，都和“公”、私”等范畴保持中立关系：但占据这一地位的人则把它公开化， 使之成为某些“特权”的体现。代表概念在现代法学理论中还有。现代法学认为，代表“只能出现在公共领域里，…没有私人'代表这一说””。而且，“死掉的东西、价值不大或没有价值的东西、低级的东西都用不着代表。它们不够高尚，因而无法脱颖而出，进入公共领域而真正存在。伟大、崇高、尊贵、荣耀、尊严以及尊敬等词汇总是适合于这种有代表力的特殊存在”。国家代表或具体的议会代表和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种公共领域依附于现实中的领主，从而赋予其权威以一种“神光灵气”。如果君主把世俗的领主和精神领袖、骑士、教士以及城市代表都笼络到自已周围，（或者像1806年发生在德意志帝国的那样，国王邀请诸侯和主教、帝国主管、帝国各直辖市代表以及修道院院长等参加德意志帝国议会)，那么，所组织起来的就不是一个能够代表他人的代表会议。只要王侯和各特权阶层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而不只悬国家的代表，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可以代表的；他们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7）。
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特征：贵族
“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与个人的一些特殊标志是密切相关的：如权力象征物（徽章、武器）、生活习性（衣着、发型）、行为举止（问候形式、手势）以及修辞方式（称呼形式、整个正规用语)，一言以蔽之，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在中世纪中期，它们在宫廷道德体系中具体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基本德行的基督化，它把英雄放低了一些，成为骑士和领主。值得注意的是，肉体在所有这些德行中并没有失去其意义一一因为德行必须体现出来，必须能够公开表现出来”（7）。
(comment：这本，和《规训与惩罚》有一章挺像，就是讲士兵的身体的历史变化, 就是在1718世纪以前的士兵，他的肉体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可见性，以与现代性的那种对行为的规训作区分，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早期现代研究的一个common sense…)
然后还有教会、宫廷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
“市民阶级观念和封建贵族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市民家度中的庆典空间也是生活空间，而在贵族城堡里，生活空间就是庆典空问。从凡尔赛宫开始，国王的卧室实际上成了城堡里头的又一个焦点。如果说其中床铺铺设得犹如舞台，它放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下面是国王的宝座，一道栏杆把它和参观者隔离开来，那么，这个空间事实上成了日常起居的展示场所，在这里，最隐私的东西才有公开价值”（10）。
代表型公共领域当中的宫廷核心在路易十四时期表现得最为出色的就是宫廷礼节。
（comment:生活即政治）
直到18世纪末，整个发展趋势还很明朗。代表型公共领域所依赖的封建势力、教会、诸侯领地和贵族阶层发生了分化，形成对立的两极；它们最终分裂成为公私截然对立的因素。由于宗教改革，教会的地位有了变化：教会所代表的对神权的义务， 亦即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事情。所谓的宗教自由在历史上是第一个私人自律领域：教会本身是作为众多公共权力载体之一而继续存在了下来。——封建王权相应地也发生了分化，首先突出表现为公共财政和封建君王的私人财产分离了。相对于越来越私有化的宫廷世界而言，公共权力机关具体表现为官僚制度和军队（部分也表现为司法机关）。——统治阶层最终从等级制度当中走了出来，发展成为公共权力，部分归立法机关（部分归司法机关)；劳动阶层一旦在城市企业和某些乡村阶层中扎下根来，就会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 (11)。
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终结：
歌德在其第二稿的《威廉·麦斯特》中曾有过描述。书中有威廉与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声称要和他的表弟维尔纳所代表的那个市民生活世界中断关系。戏剧舞台对他来讲意味着整个世界；亦即意味着贵族世界和上层社会一意味着代表型公共领域，对此， 他在信中作出了解释：
“一个平民只能去做事，以最大的辛苦培育他的精神；他尽可如心所愿地去做，但他却失去了个性。至于贵族，因为他与最高贵的人们往来，使自己具有一种高贵的仪表就成了他的义务；并且因为没有门户对于他是关闭的，所以这仪表就成了最自由的仪表，又因为无论在或不在军队里他都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所以他就有理由尊重人格，并且让人看见他确实尊重人格”(12)。
（这里似乎有一个theatricality 的东西在）
“贵族在这封倍里成了某种托辞，它所代表的实际上是集中体现在德国古典文学新人文主义当中的典型市民阶级观念， 这种观念归纳一点就是逍求个性解放。歌德认为，市民阶级用不着代表，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再为自已创立一个代表型公共领域。歌德的这个观点对我们这里的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
“虚构的贵族人物身上所潜藏的模糊的“有教养的个性”(“需要培养我的精神和趣味”)以及市民倾向无疑可以使戏剧表演和公共表现浑然一体；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威廉已强烈地感党到代表型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里已经瓦解，尽管如此，他还是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因此，他把戏剧表演和公共表现混同起来是大有用意的”(13)。
(3)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
早期资本主义的交往因素，如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只有到重商主义阶段才表现出其革命力量。到了重商主义阶段，民族经济和地域经济随同现代国家一起发展起来了（16）。
“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所谓的“民族”形成了——现代国家也建立起了科层制，金融需求也越来越大，它本身反过来又加快了重商主义政治的覆灭。不管是诸侯和投资者之间的私人信贷契约还是公债都不足以满足其要求；只有一个有效的税收体系才能满足资本需求。现代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税收国家，金融管理说到底是其整个管理的核心。由此而导致的贵族私有财富与国家财富的分离集中说明私人统治关系已经实质化”。
“随着等级特权为封建领主特权所取代，代表型公共领域萎缩了，这就为另一个领域腾出了空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公共权力领域。公共权力具体表现为常设的管理机构和常备的军队；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中的永恒关系（交易所和出版物)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国家行为。对于那些完全服从公共权力，最初只是从否定的角度去寻找其定性的人来说，公共权力凝聚成了一种可以把握住的对立力量。因为，这些人是纯粹的私人，他们没有公职，被排除在了公共权力范围之外而无法参与其中。这样一种狭义的“公共”和国家是同义词；其特征不再涉及到靠权威建立起来、具有代表性质的“宫廷”，而是和用合法的垄断统治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潜能有着联系。封建领主所有制变成了“公共治安”，所属的私人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组成了公众”(17)。
A.? “等级特权”和“封建领主特权”的区别在于？
B. 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为什么是一种国家行为？（如果是在重商主义，我暂时理解成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提下，是能够理解的。
C. 从宫廷到国家机器，从封建领主到公共治安，“公众”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
重商主义政策 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的殖民主义：
重商主义政治表面上追求贸易的动态平衡，它斌予上下关系以一种特殊形式。享有特权的公司在政治的驱动下在外贸市场上获得了一种垄断地位。面外贸市场的开拓和扩展，一言以蔽之，就是新兴的殖民主义，众所周知，它渐渐地为内部工商业经济服务：制造业资本和贸易资本的目的是一致的。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早期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一个因素，即商品交换实现了革命，当然，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革命：用自己的成品和半成品去交换进口的原材料同样可以说是旧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过程的功能（17）。
从古典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化，体现出了公私区分的转化：
熊彼特：私人领域被建立起来了。
但熊彼特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即生产方式的私有化，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即新兴的“公共领域”。
阿伦特：“社会”用以阐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现代关系：社会是共同生活的形式，其中，人纯粹是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公共意义，因此，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行为不仅出现在公共领城里，而且还会决定公共空间的外在特征
（comment：注意阿伦特对于亚里士多德公共/私人领域的一个修正，以及这个修正的现代内涵）。
哈贝马斯：
“从古典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变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关系的变迁。经济概念本身直到17世纪初还没有走出家长(Oikodespoten/.pater famolia/Hauswirt)的使命范围，而现在则在以赢利原侧为基础的商业实践中获得了其现代意义， 于是，家长的义务缩小了，家庭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节俭原则。现代经济不再是针对庄园(Okos),市场代替了家庭；现代经济成了‘商业经济’ ”(19)。
然后，信息交换。“市民“阶层作为公众的中坚力量，”阅读群体。
公私对立的发生：
“在这个主要由重商主义政策激发并应运而生的阶层当中， 政府当局引起了反应，从而使作为公共权力的抽象对立面的公众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而，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形成当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这是因为，形成这样一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前提是市民社会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兴趣不仅要受到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把它当作是自已的事情。除了这些贸易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之外， 不断壮大的出版商、制造商和工厂主等群体将对当局的政策产生依赖性。当局制定政策，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他们的商业经营活动，而且也是想通过控制激发商业活力。正像一一种比较普遍的成见所希望的那样，重商主义对国有企业没有丝毫好处；相反，通过行政途径，其商业政策对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兴衰却大有影响。这样，政府当局和广大民众之间也就真正形成了公共管理和私人自律的紧张关系。因此，公共权力在不断管理过程中和私人发生联系的那样一个区域也就值得深人研究。这绝不只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参与者”(22)。
借由新闻媒体，政府当局已经把社会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23）。
作为“批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