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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之好处有两点：（一）韵味（神韵）、韵；（二）气象。韵味有远近，气象有大小。凡一种作品文体初一发生时气象皆有阔大处，五言诗之在汉，七言诗之在唐，词之在北宋，曲之在元，皆气象阔大，虽然谈不到细致。晚唐诗每字称量而出，故不及盛唐气象。王无功由隋入唐，故其诗带点凄怆衰飒情味。鲁迅先生作品亦然，凝练结果真成一种寂寞，不但写冷淡是如此，写热烈亦然，终不能阔大、发皇。
必须热闹过去到冷淡，热烈过去到冷静，才能写出热闹、热烈的作品。若认为一个大诗人抱有寂寞心，只能写枯寂的作品，乃大错。如只能写枯寂作品，必非大诗人。
西洋人是自我中心，征服自然；中国人是顺应自然，与自然融合。山水画中人物已失掉其人性，而为大自然之一。西洋人对大自然是对立的；中国人是没入的，甚至谈不到顺应。人在愁苦中能在人事上磨炼是英雄的人，诗人也是英雄的诗人；人在愁苦中与大自然混合是哲人、是诗人。
在表现一点上，李、杜不及王之高超。杜太沉着，非高超；李太飘逸，亦非高超，过犹不及。杜是排山倒海；李是驾凤乘鸾，是广大神通，佛目此为邪魔外道，虽不是世法，而是外道。佛在中间。自佛视之，圣即凡，凡即圣，其分别唯在迷、悟耳，悟了即圣，迷了即凡。此二相即是一相，即是无相。
放翁一派诗好在情真、意足，坏在毛躁、叫嚣。右丞写诗是法喜、禅悦，故品高、韵长。右丞一派顶高境界与佛之寂灭、涅槃相通，亦即法喜、禅悦，非世俗之喜悦。写快乐是法喜，写悲哀亦是法喜。如送别是寂寞、悲惨，而右丞写来亦超于寂寞、悲惨之上，使人可以忍受。
孔子、释迦、耶稣皆是能认识自己的，故能了解人生。首须“返观”－认识自己；后是“外照”——了解人生。不能返观就不能外照，亦可说不能外照就不能返观，二者互为因果。物即心，心即物，内外一如，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受用、真正的力量。诗人的同情、憎恨皆从此一点出发，皆是内外一如。若是漠然则根本不能跟外物发生联系，便不能一如，连憎恨也无有了。
欲使生的色彩浓厚：第一，须有“生的享乐”。此非世人所谓享乐，乃施为，乃生的力量的活跃。人做事要有小儿游戏的精神，生命力最活跃，心最专一。第二，须有“生的憎恨”。憎恨是不满，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是满意于眼前的现实的，唯其不满，故有创造；创造乃生于不满，生于理想。憎恨与享乐不是两回事，最能有生的享乐，憎恨也愈大，生的色彩也愈强。有憎就有爱，没有憎的人也没有爱。“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李商隐《北青萝》），不然。今所讲乃爱憎分明，憎得愈强，爱得愈强，爱得有劲，憎也愈深。此外第三，还要有“生的欣赏”。前二种是真实生活中的实行者，仅只此二种未必能成文人、诗人，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赏，然后能成大诗人。在纸篇外更要有真生活的功夫，然后还要能欣赏。 
盛唐李白有幻想而与屈原不同，有高致而与渊明不同。屈之幻想本乎自己亲切情感，人谓之爱国诗人；屈之爱国，非只口头提倡，乃真切需要，如饥之于食。此幻想本乎此真切不得已之情感（思想），有根；太白幻想并无根，只有美，唯美。屈原诗无论其如何唯美，仍为人生的艺术；太白则但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为作诗而作诗。为人生的艺术有根，根在人生。太白有幻想与屈不同，太白有高致与陶不同，故其诗亦不能复古到汉魏。
开合在诗里最重要，诗最忌平铺直叙。（不仅诗，文亦忌平铺直叙。鲁迅先生白话文上下左右、龙跳虎卧、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他人文则如虫之蠕动。 
天地间一切现象没有不美的，唯在人善写与不善写耳。如活虎不可欣赏，而画为画便可欣赏。静安先生分境界为优美、壮美，壮美甚复杂，丑亦在其内。中国人有欣赏石头者，此种兴趣，恐西洋人不了解。（如西洋人剪庭树，不能欣赏大自然。）人谓石之美有“三要”：皱、瘦、透。然合此三点岂非丑、怪？凡人庭院中或书桌上所供之石，必为丑、怪，不丑、不怪，不成其美。诗人根本即“怪”（在世眼上看，不可通）。
实则契柯夫比莫泊桑还伟大，其所写小说皆是诗，对社会各样人事了解皆非常清楚。莫泊桑暴露人世黑暗残酷，令人读了觉得莫泊桑其人亦冷酷。而契柯夫是抱了一颗温柔敦厚的心，虽骂人亦是诗。
文学比镜子还高，能显影且能留影。文学是照人生的镜子，而比照相活。文学作品不可浮漂，浮漂即由于空洞。
太白自然，有时不免油滑；老杜有力，有时失之拙笨。
故创作时心中不可有一人，用功时虽贩夫走卒之言皆有可取，而创作时脑中不可有一人。读书不要受古人欺，不要受先生影响，要自己睁开一双眼睛来，拿出自己的感觉来。看书眼快也好，上去便能抓住；但若慌，抓不住，忽略过去，便多少年也荒过去。一个读书人一点“书气”都没有，不好；念几本书处处显出我读过书来，也讨厌。 
有人以为文学中不可说理，不然。天下没有没理的东西，天下岂有无理的诗？不过说理真难。平常说理是想征服人，使人理屈词穷。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别人不能心服，最不可使被教者有被征服的心理，故说理绝不可是征服人。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即以理服人，也非心服也。如读《韩非子》，尽管理充足，却不叫人爱。说理不该是征服，该是感化、感动；是说理，而理中要有情。一受感动，有时没理也干，舍命陪君子，交情够。没理有情尚能动人，况情理兼至，必是心悦诚服。
故写实，必是新写实；说理，不可征服，是感动。
不好的作品坏人心术，堕人志气。坏人心术，以意义言；堕人志气，以气象言。文学虽不若道德，而文学之意义极与道德相近。唯文学中谈道德不是教训，是感动。文学应不堕人志气，使人读后非伤感、非愤慨、非激昂，伤感最没用。 
凡天地间事没有不能写进诗的，就怕你没有胆量，但只有胆量写得鲁莽灭裂也还不行。便如厨师做菜，本领好什么都能做。所以创作不仅要胆大，还要才大。胆大者未必才大，但才大者一定胆大。俗说，艺高人胆大。二三流作家所写都是豆腐、白菜。
闻一多说：“一个诗人只要肯用心用力去写，现在也许别人不承认为诗，但将来后人一定尊为好诗。所以写得不像诗也不要紧。”老杜在当时就如此。
近世是散文时代，已不是诗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富裕的时间、精力去安排词句，写东西只能急就，没有工夫酝酿，没有蕴藉。酝酿是事前功夫，酝酿便有含蓄。大作家是好整以暇，而我们到时候便不免快、乱。“巧迟不如拙速。”现在要练习速写（sketch），不像油画那么色彩浓厚，也不像水彩画那样色彩鲜明，也不像工笔画那么精细，但是有一个轮廓，传其神气。若能扩充，自然更好。
酝酿是“闲时置下忙时用”，速写是“兔起鹘落，稍纵即逝”（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要个劲还得要个巧，劲与巧还是平时练好的本领。我们在现在的情势下，要养成此种眼光、手段。 
长篇作品有组织、有结构，是理智的，故不能纯用感情。诗需要感情，而既用文字表现，须修辞，此即理智。在形容事物时，应找出其唯一的形容词，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用形容词太多，不能给人真切印象。有力的句子多为短句，且在字典上绝不会二字完全同义。“二”“两”“双”，此三字当各有其用处，绝不相同。找恰当的字，是理智，不是感情。文人须有明确的观察，锐敏的感觉。近之诗人多在场时不观察，无感觉，回来作诗时另凑。应先有感情，随后就有理智追上。
中国民族性若谓之重实际，而不及西洋人深，人生色彩不浓厚。中国作家不及西欧作家之能还人以人性，抓不到人生深处。若谓之富于幻想，又无但丁《神曲》及象征、浪漫的作品，而中国人若“玄”起来，西洋人不懂。
氤氲乃介于夷犹与坚实之间者，有夷犹之姿态而不甚缥缈，有锤炼之功夫而不甚坚实。氤氲与朦胧相似，氤氲是文学上的朦胧而又非常清楚，清楚而又朦胧。锤炼则黑白分明，长短必分；氤氲即混沌，黑白不分明，长短齐一。故夷犹与锤炼、氤氲互通，全连宗了。矛盾中有调和，是混色。若说夷犹是云，锤炼是山，则氤氲是气。
中国文字在修辞上易美，而在表达思想及写实上有缺憾，因为音节太简单，单音，整齐。思想是活的，客观现实是活的，如云烟变幻，而文字是死的。表达思想、写实，不仅用字形、字义，而且用字音。
中国翻译西洋文学常失败，但音节不同之故，西洋文字以音为主，中国文字以形为主；且一复音，一单音。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剧本，法、意、俄各国皆有好译本，而中国没有，所译莎士比亚剧真不成东西，简直连原文的好处都不懂。
长吉幻想极丰富，可惜27岁即卒，其幻想不能与屈原比，盖乃空中楼阁，内中空洞。不过，长吉诗除幻想外尚有特点，即修辞功夫：晦涩。晦，不易懂；涩，不好念。诗本应该念着可口，听着适耳，表现易明了。但长吉诗可读，虽不可为饭，亦可为菜；虽不可常吃，亦可偶尔一用。晦，可医浅薄；涩，可医油滑。李贺诗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绝不致油滑腐败。
李贺之幻想颇有与西洋唯美派相通处，有错感（感官的交错），如见好看的东西想吞下去，即视觉、味觉之错感。“唯美派”常自声音中看出形象，颜色中听出声音。法国一诗人曾分“五音”为“五色”，乃诗人感觉锐敏之故，而同时亦成为一种病态。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句）二句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湘灵鼓瑟》）二句亦为韵的文学，而与义山之韵的文学不同。前者是在人生上加上自然之描写，结果只成为自然之表现，而非人生之表现。义山则是对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故其人生色彩较前者浓厚。“沧海月明”亦是大自然，李氏未尝不借重自然，而究竟是人生的色彩多。二者为韵的文学同，而其所以为韵的文学不同。
只是感情真实，没有情操，不能写出好诗。义山诗好，而其病在“自画”，非写人生，只限于与自己有关的生活。此类诗人是没发展的，没有出息的。所以老杜伟大，完全打破小天地之范围。其作品或者很粗糙，不精美，而不能不说他伟大、有分量。西洋写实派、自然派则如照相师。老杜诗不是摄影技师，而是演员。谭叫天说我唱谁时就是谁，老杜写诗亦然。故其诗不仅感动人，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
诗人达到最高境界是哲人，哲人达到最高境界是诗人，即因哲理与诗情最高境界是一。好诗有很严肃的哲理，如魏武、渊明，“譬如朝露”“人生几何”等，宋人作诗一味讲道理，道理可讲，唯所讲不可浮浅；若严肃深刻，诗尽可讲道理，讲哲理，诗情与哲理通。
诗之工莫过于宋，宋诗之工莫过于“江西派”，山谷、后山、简斋。人谓山谷诗如老吏断狱，严酷寡恩。不是说断得不对，而是过于严酷。在作品中我们要看出它的人情味。而黄山谷诗中很少能看出人情味，其诗但表现技巧，而内容浅薄。“江西派”之大师，自山谷而下十之九有此病，即技巧好而没有意思（内容），缺少人情味。功夫用到家反而减少诗之美。《诗经·小雅·采薇》之“杨柳依依”岂经锤炼而来？且“依依”等字乃当时白话，千载后生气勃勃，即有人 情味。
宋人对诗用功最深，而诗之衰亦自宋始。
凡一种学说成为一种学说时，已即其衰落时期。
诗是表现（expression），不是重现（reappearance），事的“真”不是文学的“真”，作品不是事的重现，是表现。
放翁忠实于自己，但放翁诗品格的确不太高。品格是中国做人最高标准，一辈子也做不完、行不尽。放翁诗品格不高，或因其感情丰富，不能宽绰有余。 
唐人绝句尤其五言，何以是古今独步？“兔起鹘落”，唐人于此真是拿手。唐人每人都有五言绝句，但绝对不多。创作愈短愈快，愈长愈慢。宋人不会作五言诗，不知何故。
放翁诗盖七言绝句最好。放翁诗修辞、技巧、音节好。在七律中修辞有重复之处，并非无变化，而万首诗安得不有重复？谭叫天唱戏有时减戏词儿，即避免重复。创作上之重复过多则可厌。七律八句，而中间四句又须对仗，原少变化，故易重复。
文学要“心物一如”，生活亦然，物质、心灵打成一片。作这样的词，没这样的生活环境不成——物；有此生活，而没这样心灵修养也不成——心。
伤感，盖中国诗人传统弱点。伤感不要紧，只要伤感外还有其他长处；若只是伤感，便要不得。抒情诗人之有伤感色彩是先天的、传统的，可原谅，唯不要以此为其长处。而平常人最喜欣赏其伤感，认短为长，把绿砖当真金。
人一生伤感时期有二：一在少年，一在老年。中年人被生活压迫，顾不得伤感，而有时就干枯了。伤感虽是短处，而最滋润，写出最诗味。
善恶是非，现在已成为过去的名词。现在世界，不但不允许我们有闲情逸致，简直不允许我们讨论是非善恶。我们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情，纵使累得倒下、趴下，但一口气在，此心不死，我们就要干。这不是正义，不是是非善恶，是事实，铁的事实。你不把别人打出去，你就活不了。
辛有英雄的手段，有诗人的感觉，二者难得兼而有之。这一点辛很似曹孟德，不用说心肠、正义、慈悲，但他有诗人的力、诗人的诚、诗人的感觉。在中国诗史上，盖只有曹、辛二人如此。诗人多无英雄手段，而英雄可有诗人感情，曹与辛于此二者盖能兼之。老杜不成。老杜也不免诗人之情胜过英雄手段，便因老杜只是“光杆儿”诗人。
稼轩是承认现实而又想办法干的人，同时还是诗人。一个英雄太承认铁的事实，太要想办法，往往不能产生诗的美；一个诗人能有诗的美，又往往逃避现实。只有稼轩，不但承认铁的事实，没有办法去想办法，实在没办法也认了；而且还要以诗的语言表现出来。稼轩有其诗情、诗感。中国诗，最俊美的是诗的感觉，即使没有伟大高深的意义，但美。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若连此美也感觉不出，那就不用学诗了。
人生一切好的事情都是不耐久的，人生所以值得留恋（流连）。努力，为将来而努力；留恋，对过去而留恋——这是人生两大诗境。这两种境界都是抓不住的，而又是最美的时期。无论古今中外写爱写得美的诗文，他所写的不是对过去的留恋，就是对将来的努力。诗人的幸福不是已失的，便是未得的，没有眼下的。若现在正在爱中，便只顾享受，无暇写作。
诗人写爱，不要以为是只写人生一部分，乃是写整个人生。爱是人生一部分，诗是象征整个人生。可惜中国人写爱多只是对过去之留恋。
一个天才可受别人影响，而受影响与模仿不同，受影响是启发；模仿也可算受影响，而受影响不是模仿。每个人心灵上都蕴藏有天才，不过没开发而已。开发矿藏确是别人之力，而自己天才的开发是自己的事，受影响是引起开发的动机。（以矿山喻天才之蕴藏，也只是比喻而已。）所谓受影响，是引起人的自觉，某一点上相近，觉得行，喜欢。喜欢，是自觉的先兆、开发之先声。假如不受古人影响，引不起自觉来，始终不知自己有什么天才。（人活着要有自觉不错的劲儿，但不可使之成为狂妄自大。）天才在自觉地开发之后，还要加以训练，这样才能有用。我们读古人的作品并非要模仿，是要以此引起我们的自觉。一个人有才而无学，只有先天性灵，而无后天修养，往往成为贫。
创作时要写什么，你同你所写的人、事、物要保持一相当距离，才能写得好。经验愈多，愈相信此语。读者非要与书打成一片才能懂得清楚，而作者却须保有一定距离。（所以最难写的莫过于写情书。凡情书写得好的多不可靠，那是写文章，不是说爱情。感情热起来是在“发烧”，写得一定乱。白朗宁与他夫人比赛情书，白朗宁输了，大概白朗宁是在“发烧”。白朗宁夫人是常年生病的人，她能驾驭自己的感情，所以不至于“发烧”。）
杜不但非佛，乃老小孩儿，说喜就喜，说悲就悲，真而且真，纯而且纯，乃地地道道活人。庄子有所谓“真人”，指得道之人，吾今所谓真人乃真正的人。世人多不免做作，老杜则不然，“处世无奇但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