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p36

显然，作者塑造这些女性人物并不是要给你留下一个难忘的发人深省的性格审美形象，而是为了以她们的苦难印证封建历史的非人性，再现社会的罪恶，而以她们的麻木来衬托这罪恶的不可历数。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的肉体、灵魂和生命不过是祭品，作品的拟想作者连同拟想读者，都在她们无谓无闻无嗅的牺牲中完成了对历史邪恶的否决和审判，不过《祝福》《明天》相比之下要更为复杂，多少有着意识到这种祭词象征后的沉重和负罪。祥林嫂作为旧历史的牺牲品如同子君作为新历史的牺牲，都是以无辜的女性之躯承担了、负荷了历史的罪孽，也正是这罪孽使涓生深深忏悔，至于子君是谁，她想过什么，对于涓生都似乎不甚重要。“伊们”的性别首先意味着一种载体性。
    于是毫不奇怪，这一载体的内涵几乎每十年一换。在20年代俯视众生的作家眼中，这些苦难而麻木的劳动妇女承担着历史的反价值。而到了30年代，在那些倾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手中，劳苦妇女又在一个仰角上成为价值。《一生》的作者叶圣陶在十年后写出了《夜》一一个在大革命浪潮中走向觉醒的母亲，这恰巧预告了妇女形象在第一个十年间的第一变：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艾青《大堰河一我的保姆》、魏金枝《奶妈》等作品中，与单四嫂相似的那种母亲的、女性的微未苦难变成了一种伟大的苦难，祭献变成了奉献。辛劳一世的劳苦妇女被人记起母亲式的形象特点，因而成了慷概、博大、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的大地之母。暗哑的女性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性别个体之外的价值，她代表着社会革命的新兴意识形态
    一理想中给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层劳苦大众。最后，到了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在解放区暗朗的天空下，劳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动妇女又摇身而变。所有这一切从祥林嫂便开始出现的内涵都汇拢到一起，再加上新天地中土地改革和其他新政策所呼唤的劳动人民的反抗性，使白毛女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喜儿的形象修改中，祥林嫂、单四嫂的忍辱麻木的影子越来越少，而理想中劳动人民的美德越改越多，诸如抗暴、疾恶如仇、坚贞不屈、勇敢复仇等。最后出现在艺术舞台的喜儿，已由备受凌辱的母亲变成圣洁的处女一她以反抗保全了自己的贞洁，从而具有更大的、更完美的拯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