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足本，此版为英文节译本的中文版

“他们并不会说，神话围绕历史事实而形成，如贝壳的形成一样。相反地，他们只会说，人们从神话中提取了历史事实。他们会将欧斯塔修斯所讲的故事当作一无是处。”
————几百年后依旧对这本书下的评论适用
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 )的记录，吕基亚人不像希腊人一样在给孩子取名时使用父亲的姓氏，而完全采用母亲的姓氏；吕基亚人的家庭谱系完全根据母系(maternal line)来记录，孩子的身份也完全由母亲的身份来决定。

大马士革人尼古劳斯(Nicolaus )为我们讲述的情况也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录。尼古劳斯告诉我们，在吕基亚民族中,、只有女儿拥有继承权；他还说，这种制度源于吕基亚人的习惯法(common law ),即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 )-苏格拉底(Socrates)称之为神亲授的法律。

在埃及只有女儿负有赡养年迈父母义务的做法【根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的记载】与吕基亚人只有女儿享有继承权的现象如出一辙。而根据斯特拉波的记录，坎塔布里人（Cantabri）的姐妹为兄弟提供嫁妆的习俗所反映的也是与吕基亚人相似的基本观念。
上文列举的种种记录汇集在一起形成的画面只有一个，引向的结论也只有一个，即母权现象并不仅限于哪个民族，而是标志着一个人类文化发展阶段。

波里比阿（Polybius）  的作品对埃佩泽菲利亚的洛克里斯人（Epizephyrian Locrians）中上百个高贵世家母权制家庭谱系的描述，告诉了我们另外两方面的事实，而这另外两方面的事实也在我们进一步的探究中得到证实，即∶
（1）母权属于父权制体系（patriarchal system）出现前的文化阶段；
（2）随着父系体系（paternal system）的兴起和发展，母权才逐渐衰落。
不论这些民族中的人们肤色差别多大，他们的女性身份所代表的尊贵地位都令古人惊诧不已。女性拥有的尊贵地位赋予了这些民族一种与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c culture）反差鲜明的高贵性。

从这些民族中我们观察催生了下述种种的基本观念∶赫西俄德的作品《名媛录》（Hesiodic Eoiai and “Catalogues”）“中的谱系；女神们与凡身男人结合并和他们生儿育女；对母系财产和母系姓氏的强调；紧密的母系血缘关系——孕育出了“母亲的国度”（mother country）的用语和“祖国”（motherland）的称谓；女人作为祭祀牺牲更为神圣以及弑母属于不可饶恕的罪行。
根据母系确定继承权的做法不仅记录在了希罗多德的纯历史著作中，也得到有关吕基亚王国国王们的神话故事的印证。有权继承吕基亚国王萨耳珀冬（Sarpedon）王位的不是他的儿子们，而是他的女儿拉俄达弥亚（Laodamia）。拉俄达弥亚后来又将王位传给了她的儿子，而她儿子的叔叔们则被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欧斯塔修斯（Eustathius）（5）记录下来的关于吕基亚的一则故事，赋予了这一基于母系的继承体系一种象征性表达，揭示了存在于吕基亚人群交生活背后的母权的基本观念。
尽管母权制体系（matriarchal system）的某一特征在神话传统与历史记录中的相似性并不总是来自同一个民族，但母权制体系具有的所有特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能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事实上，我们发现神话传统与历史记录中的母权制文化整体面貌存在相似性，是因为母权至少在某些地方有部分得以保存至今。

神话传统可以被看作是对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的忠实反映。神话是人类最原初思维的体现，是对远古时代最直接的写照，因此神话也是了解历史高度可靠的材料。
神话里的观念与后来社会流行的观念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类不可能在后来的观念盛行的时代虚构出母权制（matriarchy）的种种现象。母权制这一旧制度对父权制时期的人类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谜，因此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哈哈哈哈想起一些宗教经义，父系人贫瘠的想象力只够dream一些塞满黄金圣女美酒羊羔的天堂
我们从材料中可以找到姐妹在家庭中享有更高地位的例子，也可以找到最年幼的孩子在家庭中享有更高地位的例子。两种观念都属于母权制原则的原始范畴，但又都呈现出在其基本观念基础上的新变化。

姐妹比兄弟更受重视，不过是对女儿比儿子更受重视观念的新的表达；而家庭中年龄最小的孩子的重要性则与母系氏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作为母系中最年轻的子嗣，因为最晚出生，因此也将最晚离世。
材料：  塔西伦（Tacitus） 对日耳曼民族的观察，普鲁塔克（Plutarch）  就罗马习俗所做的相关说明，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的作品《论英雄》（Heroicus）
想到母亲，一种全人类都是同胞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这种感觉随着父系的兴起而消失殆尽。基于父权（father right）的家庭是一个闭合的个体有机体，而母权制的家庭具有普遍都属家庭成员的典型特征——这是人类发展最初阶段的特征，显示该阶段的人类过着与更高级的精神生活不同的物质生活。

母亲的子宫是地母德墨忒尔在人间的化身，从每个女人子宫出生的兄弟姐妹，同时也是其他所有女人所生孩子的兄弟姐妹；人类生活的家园是不分三六九等的单一体，在这里，人类互相之间都是兄弟姐妹。父系体系的兴起和发展导致了这种单一体的解体，并产生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的相互关系。

母权制文化中有许多表达母系原则的伦理性的例子，有些甚至还以法权的形式出现。在实行母权制的民族中，人民普遍享有自由，人人平等，而母系原则的伦理性是自由与平等在这些民族非常普遍的基础，也是这些民族为什么热情友善，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约束的根本原因。

母系原则还是如罗马的“弑亲”（paricidium）这类观念为什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弑亲”最初是个自然的、普遍的概念，后来才演变成指个体的并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而且，母权制文化中为人称颂的亲属观念和“同胞情”（σopmencua）也根植于母系原则的该方面，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也没有界线，对民族中的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母权制国家尤其以远离内讧和内部冲突闻名。同一民族中群聚欢庆“手足情”和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节日，便最早出现在这些实行母权制的民族中，并在这些民族中得到了最极致的表达。

在这些母权制的民族中，伤害同族人乃至伤害他们饲养的动物都会被判以特殊的罪——这一做法同样是母权制民族的典型特征。当这些女性民族从地球上消失时，和平也随之消失。
母亲身份在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带来了女性在俗世的支配地位；而德墨忒尔和她女儿科瑞（Kore）之间唯一的纽带关系又使俗世的母亲和女儿之间也具有同样唯一的继承关系；最后一点，神秘主义（mystery）与阴间女神崇拜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使母亲能够司祭司之职，并在祭司的位置上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宗教圣化。

科瑞与德墨忒尔之间的纽带关系是母亲比父亲重要、女儿比儿子重要的根源，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社会关系中提取出来的。或者，用古人的说法，母亲生育孩子的“子宫”（kteig）在原始崇拜或宗教上代表的含义（织布的梭子、织布的梳子、织布的女人）是主要的、支配性的，而其社会和法权方面的含义“羞耻”（pudenda）则是衍生的。
人类历史上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每一次变化总伴随着腥风血雨，充满暴力的剧变远比和平的渐变频繁得多。每一原则的实践到了极端时，反而会带来其对立原则的胜利；过度与滥用甚至变成了撬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至上的胜利反而意味着失败的开始。

母权制出现之前是无序的群婚制（hetaerism），而紧随母权制之后出现的是父权制。 无疑，不论哪里的母权制，都从女性有意识地、持续地抵制她们在群婚制下所处的卑微低贱的状态中产生。

只有当我们承认在德墨忒尔母权制出现之前存在过更野蛮的群婚状态，这一母权制才能为我们所理解；母权制的基本原则以其对立原则为前提条件，并在与其对立的过程中形成。因此可以说，母权制的历史性证明了群婚制的历史性。
群婚制和母权制之间存在不同中间状态的现象说明，这一场持续了上千年的角力经历了起起伏伏。德墨忒尔原则的胜利是逐渐取得的，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向神赎罪而奉献给神的牺牲逐渐受到了限制。献祭物或献祭方式的变化极为有趣。

最初，为安抚神灵而进行的“卖淫”由每年一次变成了一生只需要一次最初，“卖淫”在已婚女人中也实行，后来则仅限于年轻的未婚女子；“卖淫”后来也演变成婚后不再需要进行，而仅仅需要在婚前进行，同时发生的变化是，婚前的“卖淫”不再是无限制的群交，而仅仅需要与事先选好的特定人群进行。随着这一系列限制措施的实行，开始出现特别指定的“圣妓”————这代表人类向更高的道德标准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因为“卖淫”的义务不再由所有女人承担，而仅仅局限在特定的女性群体，已婚女人得以从“卖淫”的职责中解脱出来。在用女人向神赎罪的各种方式中，最轻的只需要向神献上自己的头发，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人的头发即等同于人的身体。

这些遗留的痕迹还向我们展示了母权制社会（matriarchate）如何通过严格遵守德墨忒尔原则，以及如何坚持不懈地抵制人类重返纯原始自然法的任何行为，来继续它的文化使命。
在古罗马，“没有嫁妆的女人”（indotata）和妾的地位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念可谓广为人知。要了解其真正的历史含义，我们还需要从群婚制的经济层面寻找答案。

当时的社会遵循自然原则，这使女性有能力为自己挣得“嫁妆”（dos）。如果想要废除群婚制，新娘的家庭就必然要为新娘准备嫁妆，这一点成为德墨忒尔原则难以战胜群婚制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嫁妆的女人”会受到歧视，以及为什么到了相对较晚时期甚至还存在女人没有陪嫁嫁妆就结婚会受到惩罚的现象。

在德墨忒尔原则与群婚制在生活方式的较量中，嫁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关于德墨忒尔母权制观念与女儿拥有唯一遗产继承权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我们获得了新的启示。儿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矛和剑用以谋生，不再需要其他遗产。而如果女儿没有遗产可以继承，那么她拥有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她就只能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得财富，以便嫁个好丈夫。

今天，在那些先民们曾遵守母权制法则的希腊岛屿，人们依旧持相同的观念。尽管他们民族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父权制，但他们会把来自母亲一方的所有财产留给女儿，作为她的嫁妆，以免她沦落到过放荡生活的悲惨境地。

再没有哪一制度能更美好地表达母权制观念的内在真相与尊严了。在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她固有的尊严和纯洁提供更有效的支持方面，没有其他制度能与之媲美。
群婚制以自然界野生植物的自然生长模式为原型，而高度发展的母权制所实行的严格的德墨忒尔婚姻法遵循的是开垦过的耕地上农作物的生长模式。

属于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两种模式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原则∶具有繁衍力的子宫处于支配地位。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与大自然的密切程度不同，及它们如何据此诠释母亲的角色。

群婚制与最低级的植物联系在一起，而母权制则与更高级的农业联系在一起。群婚制的原则通过低洼沼泽地的动植物来体现，因此这些动植物成了群婚制阶段人类信奉的主神；而母权制则崇尚谷穗和种子，它们因此成为母性神秘主义崇拜最神圣的象征物。
从狄奥尼索斯教即酒神崇拜影响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来看，该宗教必须被看作是人类倒退回群婚生活这一趋势的最强有力的盟友。这一主要强调婚姻的宗教，在使女性的生活退回到阿芙洛狄忒崇拜所主张的纯自然状态方面，发挥了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大的作用。

母权制的极端形式阿玛宗母权制，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非常普遍的野蛮生活方式，是狄奥尼索斯这个新神迅速受到喜爱与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母性法则愈是严格，受其支配的女人们发现背离她们天性的阿玛宗女战士的生活愈加难以为继。

狄奥尼索斯宗教不仅歌颂阿芙洛狄忒式的肉体享受，还宣扬博爱、大同的观念，因此既很容易被受奴役阶层接受，又受到君王们的支持与鼓励，因为狄奥尼索斯教有利于巩固他们以僭主或君王身份进行统治的民主基础。
原来自由蚬子爱背刺女性都有上千年历史了hhh
在谈到阿玛宗女王翁法勒（Amazon Omphale）时，克里楚斯（Clearchus）指出，每当出现这样一种女性强权统治时，之前必然发生了贬低女性地位的情况，而且之后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极端事件。

此观点在多个著名的神话故事中得到了证实，如利姆诺斯岛（Lemnos）上的女人残杀男人的行为，达那伊得斯姊妹们（Danaids）的行为，乃至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emnestra）的杀夫行为。在这些例子中，总是女人的权利先受到侵犯，她们的反抗意识因此被挑起，这自然会激起她们奋起自卫，随之发生流血的报复行为。

基于这一人性特别是女人天性的规律，群婚制必然走向阿玛宗极端母权制。满足男人们过度的性交需要让女人们感到卑微，所以最先向往更安稳地位与更纯洁生活的是她们。她们的卑微感，外加因绝望而生的愤怒，促使她们拿起武器投身战事，最终使她们成为了那种勇猛尚武的女战士女英雄。她们的这一新角色看似逾越了女人身份的界线，但实际上不过植根于她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阿玛宗母权制时期，母亲感受到需要更大的权利，以对抗男人更强的身体带来的更多肉欲需要；开创了各民族政治文明先河的母权制的第一个胚胎，也孕育自阿玛宗母权制中。阿玛宗母权制形式出现得比具有婚姻关系的母权制早，而且它事实上在为后者的出现做准备。

这些英勇善战的女英雄们在战争和激烈的争夺中获胜，她们随后开始定居下来，着手建造城市，从事农业活动。从尼罗河两岸到黑海沿岸，从亚洲中部到意大利，阿玛宗女人们的名字以及她们的事迹都与城市的创建联系在一起，那些由她们创建的定居点后来成为闻名遐迩的城市。

因此我们可以说，阿玛宗母权制与群婚制的对抗在提升女性地位以及改善整个人类生存方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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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走向农业社会也主要是女人们努力的结果，而男人们倾向于抵制这种转变。该历史事实得到了无数古代传统的支持。譬如，女人们为了结束游牧生活烧掉了渔猎用的船女人们创建了大多数的城市；又譬如，在罗马或埃利斯（Elis），女人们首先开始分配土地。女性通过让人类过上定居生活来履行她们的自然使命。

一切文化和文明基本上都是以建立家园、美化家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沿着这一发展规律行进的过程中，这些阿玛宗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得越来越和平，她们不再频繁地诉诸武力，四处打仗也不再是她们的主要事务。母权制国家的女人们从未完全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在她们看来，为了维护她们作为尚武民族统治者的地位，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她们对马的热衷甚至还反映在了相对较晚的宗教象征符号中。不过很快，即便打仗还没有成为男人们的专属职责，他们至少开始和女人们并肩作战。有时，男性构成的军队与女性骑兵队伍一起行军；有时，情况则正好相反，如密西亚的希俄拉（Mysian Hiera）  所领导的军队。

尽管渐渐发生了上述生活方式的改变，女性在家庭和国家事务中的统治地位仍然长期未被削弱。不过，她们的统治地位还是不可避免地在逐渐发生变化，渐渐地，母权制开始受到限制。这一变化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女性最先失去的是她们的政治权力；而有时，她们最先失去的却是对家庭的控制权。
父权与母权的冲突，可以从俄瑞斯忒斯神话中看出。

俄瑞斯忒斯弑母，这在德墨忒尔母权制时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大罪，所以母权时代的法律化身复仇女神要报复他。但阿波罗和雅典娜却在此时出面，宣布了新法对旧法的胜利，俄瑞斯忒斯弑母是为父报仇，父权原则高于母权原则，所以他无罪。这是历史斗争的真实反映，和母权制代替群婚制时一样，是血淋淋的，慢慢实现的。最终，阿波罗时代到来，母权让位给父权。

从母权到父权的转换，尤其体现在俄瑞斯忒斯案件中的另外一个神身上:雅典娜。雅典娜虽然是女神，但她是只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女神，她让无母的父权取代了无父的母权。雅典娜的英武形象，看似是阿玛宗主义的化身，实则却降低了雅典女性的地位。

正如奥古斯丁所记载：雅典城初建之时，一棵橄榄树突然出现，一股泉水突然涌出，雅典人不知道两个神迹的含义，德尔菲的阿波罗告诉雅典人，橄榄树代表雅典娜，泉水代表波塞冬，他们要从两个神中投票选出一个来对城邦命名。结果男人都选波塞冬，女人都选雅典娜，因为女人比男人多了一个，所以雅典娜取胜，这个城称为雅典。但波塞冬暴怒，洪水四溢。雅典人为了平息他的怒气，给了雅典女人三个惩罚：取消雅典女人的投票权，雅典的孩子不得以母名命名，她们不得称为雅典女人。

雅典娜，一个由女人选出，来自母权制的女神，却推翻了母权制，使这个母神城邦变成了父神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