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大坝：试论“控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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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河从五彩缤纷的峡谷中流出，承载的淤泥量在世界河流中居于领先地位。河水中悬浮的沉积物在通过今天亚利桑那的尤马镇后达每年16000万吨，超过了铁路总运载量。一年中有几个月，河水低缓、温和、懒散地流向加利福尼亚湾。但当春天来临，山上的积雪融化，或是当夏天暴雨带来的急流到来时，河水就会像可怕的雪崩一样奔涌，巨大的石砾也会随着涡流翻滚而下。由于负荷着过多的岩石、土壤和水，河水会溢出来，流到两岸的冲积平原上，在那里将部分泥沙沉积下来。上游高原地区的河床切地越深，下游的河床就越高出周围低地。结果下游河段形成一座天然的桥，远远高出周围的沙漠。为了维持平衡，河流一边侵蚀一边沉淀，自己调整着征服的条件。如果不控制整个河流，休想治理任何一部分。而要达到全面控制，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亨利·亚当斯当初说的完全正确。
将科罗拉多河置于人类控制之下的需要导致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建造大型水坝和水库的计划。提出这一要求的呼声至少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第一类呼声来自向西迁移的人流，他们要在温暖干旱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建立家园。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压力并非来自科罗拉多河流域内部。二十年代，河谷和胡佛大坝所在地附近唯一稍具规模的居民点是30英里以外的拉斯维加斯，人口只有七千。征服科罗拉多河的要求主要来自流域外。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洛杉矶从一个只有一万人的泥砖房组成的前哨基地发展成为拥有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并野心勃勃地计划吸纳更多人口。在将位于洛杉矶东北部的欧文斯峡谷几乎吸干之后，这座城市的领导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科罗拉多河以解燃眉之急。当然，这一需要是人为制造的，与其说是当地人口增长产生的自然结果，不如说是一帮城市企业家精心策划的，目的是引发一场移民热。他们的推销商到中西部和东部各州四处招揽移民，常常用花言巧语向艾奥瓦的农民和新泽西的工人许诺一种阳光明媚的新生活。那些上了圈套的人们到加州后当然需要水，但这一需要最早来自海岸城市推销者的想象。正如洛杉矶供水系统主设计师威廉·莫霍兰德在1907年所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水，那我们就不需要水。我们需要有水，如果没有的话只好放弃发展。”
第二类呼声来自墨西哥边界北边的加利福尼亚帝国谷的农业资本家们。他们于1901年开始进入那片西部最炎热贫瘠的土地之一。很快，他们建起了农场，其中一些达3000英亩。他们开始引入一支奇卡诺劳动大军来耕种和收割庄稼，并修建了通向城市市场的铁路来运送他们的各种产品。而他们所缺少的是对科罗拉多河——他们唯一的灌溉水源的牢固控制。从1905年到1907年，大河偏离了高处的河道，冲向他们所在的河谷，几乎毁掉他们投资建设的一切。紧接着是几年旱灾，没有足够的水流入灌溉渠。他们想要的——也是他们认为挣钱所必需的——是一条流量稳定的更大的水源，但这需要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1911年出版的以这个河谷为背景的著名小说《芭芭拉·沃斯的胜利》中的人物就很直率地表达了他们对沙漠和河流的看法。书中社团的领导人之一，一位银行家对一位农业家说：“我们要在这片新的区域实现我们的愿望，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在追求这个经济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支持建立胡佛大坝，因为大坝可以阻止危险的洪水并使水量逐年增加。
第三类呼声来自联邦政府内部，主要是那些想在科罗拉多河一展技术才华的政府工程师们，他们隶属于1902年为了发展美国西部灌溉工程而成立的垦务局。头几十年，垦务局完成了一些小项目，成绩并不显著。后来他们跃跃欲试，想着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一大事业。1914年到1923年间，该机构的头目是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s），也就是探险家约翰·鲍威尔的侄子。在胡佛大坝从构想到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戴维斯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人。他写道：“我考察了西部各州的问题，没有哪个能像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开发那样激发我的兴趣和想象。”他最早设想将整个河流置于一个单独的机构集中管理（当然是他自己的机构），为那些没有土地的城市居民提供数以千计的新的灌溉农场。另一位联邦工程师弗兰西斯·克劳像戴维斯一样对用技术征服河流充满热情。他于1904年加入该机构并被提升为建设总指挥。他还参与了胡佛大坝的第一次选址测量。后来他回忆道：“为了建这座大坝，我如痴如狂。”对克劳来说，位于黑色峡谷的这项工程意味着一个“了不起的顶峰——人类所建造的最大的水坝”。1925年，他辞去政府职务加入了犹他建设公司，该公司属于后来承担大坝建设任务的私人财团“六大公司”之一。正是克劳指挥了建坝工作。
这些就是敦促治理和瓜分科罗拉多河的主要呼声。虽然他们的初衷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想无止境地主宰自然，只有桀骜不驯又充满活力的科罗拉多河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几种声音用的都是冷漠的、精打细算的理性语言——科学规划、市场策略、水利原理。但在理性的背后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非理性的一面，一种模糊的、未加表明的欲望，一种对权力的向往。如果说科罗拉多河的性格有些狂热激烈，那么这些想控制它的人也是一群疯狂者，一群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所说的疯狂者——一群看不见目标时反而加倍努力的人。只有当河流从源头到入海口完全被控制时，换句话说，只有当大河死了时，他们才会心满意足。
继胡佛大坝之后，在下游方向距离它150英里处，1935年又修建了另一处大坝——帕克大坝，为通往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输水管”供水。此后又建成了帝国谷和全美运河，为南面墨西哥边界的农业企业服务。1946年开始修建戴维斯大坝，紧接着是墨西哥的摩勒罗斯大坝。同时还有拉古纳大坝、帕洛威尔第分水大坝和前门石分水大坝。上游有1962年竣工的纳瓦霍大坝——一个体积达2700万立方码的土质结构。随后又建了怀俄明的火焰峡、西斯卡迪、西弗里波特湾、密克斯小屋、春季、波尼维尔、步枪口、乔斯谷、保尼亚、蓝石山、莫罗角、水晶、肥皂公园、克劳渡、银杰克、柠檬、煎锅-阿肯色，名称不断增加。所有这些名字都象征着已经消失的丰富多彩的边疆时代，但实际上它们却标志着科学技术的千篇一律和工业时代的到来。科罗拉多河控制体系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壮观的大坝，是格伦谷大坝，它足有710英尺高，只稍小于胡佛大坝。更多大坝仍在设计之中，但已有的大坝已足以使主宰自然的梦想成为现实。被拦截、囚禁、窒息、引走的科罗拉多河终于在正常季节无法奔向大海。
就在科罗拉多河被治理的时期，德国社会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对自然界的征服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嗜好。与亨利·亚当斯相似，他指出：这种嗜好已经把我们引入了道德混乱的状态。我们越来越知道“如何去做”，却渐渐忽视了“什么值得做”。霍克海默称这种状态为“理性的丧失”。理性的作用已不再是对生命终极目标的寻找，它已经沦为将眼前的事物简化还原到仅仅只是一个工具的地位。在已被工具化的理性当中，自然不过是将被制成有用的产品的原料清单。它不再拥有自己的逻辑、秩序，或内在价值。虽然霍克海默写下这些想法时只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郊区、躲避法西斯主义的难民，他没有将他的想法直接运用到胡佛大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具体历史上，但他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比这儿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观点。
一条被工具化了的大河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到处经受同样遭遇的自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一样的。正如霍克海默所说：“人类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科技似乎为此提供了一种方法）经历着与外部世界相同的命运。对自然的主宰同样涉及对人类自己的主宰。”换句话说，当游客们注视着胡佛大坝后面一望无边的平静水面时，他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自己生活的影子。人们对科罗拉多河所做的一切也同样落到了自己头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己也被征服和操纵了，也被驱赶着四处奔波，像一个生产工具一样被利用。
如果我们问一问在建设科罗拉多河治理系统的过程中谁获取了权力，他们用这权力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这一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想搞清谁从这些水利控制工程中得到了物质利益。毋庸置疑，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得利了。当然，大部分利益趋向于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就算这不是事实，就算像亨利·亚当斯所说的那样，利益的分配比实际情况更公平，另一个重要事实也不会改变，那就是：权力和权威已越来越集中在工具效率的提高上。游客们可以尽情地泡在水中，可以洗个澡，喝点儿什么；或者泛舟水上，优哉游哉；还可以品尝用河水浇灌出来的水果和蔬菜，消耗用它发的电。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获得使这些成为可能的权力。
那些通过控制科罗拉多河而获得了相当多的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包括帝国谷的农业企业家。甚至在胡佛大坝和其他设施建成之前，他们就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他们早就在这里建造水利工程了。“帝国”这个特别的名字是他们为了吸引投资商而精心挑选的，这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意图：他们追求权力，是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者。治理大河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向这个权力目标的迈进。今天，河谷中有不到700个农场主，其中仅仅72人就拥有一半多的土地，达30多万亩。那些农场主在自己的土地上雇用了12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墨西哥人或墨西哥裔美国人，前者中有许多每天越过边界来这里工作。若以现代工业城市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薪水很低，这正是这个位居全美农业生产前四位的县却有着相当低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因。不过，有了联邦政府的水利政策，农场主们在乡下地位显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成了国际食品销售商。例如，“巴德·安特尔”已不只是一个农场主，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非洲收获两万英亩莴苣和芹菜的大企业。如果没有科罗拉多河的治理，巴德·安特尔公司将很快被沙尘掩盖。
在科罗拉多河出现的另一股力量便是联邦垦务局。二十年代的垦务局还是一个弱小的部门，其少量资金来自该局管理项目所在区的农业定居者。那时它正面临垮台的危险。胡佛大坝的修建挽救了它的悲惨命运并使之一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沙漠征服者。最终，垦务局的名字不仅在属于它的全长2000英里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人人皆知，仿佛这条河就是垦务局的私有财产，而且在圣华金河、萨克拉门托河、格兰德河、密苏里河和哥伦比亚河，实际上是美国西部每一条河谷上下传扬。国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向它征求意见，上千个小镇和大城市宴请和讨好它的工程师们。垦务局出售大量电能，肩负着工程师一供应商一经理的多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当垦务局开始耗尽坝址，当它的角色快要下降到一个无聊的看门人的时候，它开始涉足新的领域，就像它的代言人之一所说的那样，要建设“具有吸引力的、健康的、振奋人心的环境”，要建核电站、煤矿、污染控制中心，如果可能的话使自己成为一个影响力波及全国的部门。“垦务局最终还走向海外，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寻找机会。正如该局专员之一迈克尔·斯特劳斯所说，垦务局在这一行动中深受鼓舞，因为“美国人的大河流域综合发展概念已经使世界着迷”。在所有这些方面，垦务局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它的成功使它获得了很大的权力。毕竟，在一个致力于绝对征服自然的社会中，权力并不属于那些试着去理性和系统地思考征服的目的的人们，或那些敢于挑战未被审视和表明的目的的人们。当然它也不绝对属于那些在对环境的主宰中受益最多的人们，无论这些人是农业企业家、工业家还是城市商人。权力还属于那些为征服提供了方法的人，属于所有那些工具主义的代理者和代言人。
我们从胡佛大坝得到的主要政治教训就是：新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权力的集中是征服自然的结果。难道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吗？一群单纯的、组织松散的农民能实现这样的工程壮举吗？一百个小村庄抵得过一个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洛杉矶权贵的力量吗？然而，奇怪的是，位于黑色大峡谷的这座大坝及其附带建筑所带来的明显的政治含义被一个又一个观察家忽略。例如，已故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吉普·芬奇称赞西部水利事业是“人类不断控制自然，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证据。他继续道：“我们在征服自然、满足人类需求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不久前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段豪言壮语对一个事实只字不提，那就是对美国西部河流的控制不是由“人类”而是由“一些人”来完成的，另一部分人只能在被动的惊异中旁观。院长自信地称之为“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的东西，实际上是如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说的向“一个生活被控制的世界”的下滑，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大部分生活被强大的外部势力所计划和控制。对于这一点，芬奇院长也只字未提。
研究胡佛大坝的主要史学家约瑟夫·史蒂文斯也像那位工程院院长一样掉进了同样的思想陷阱。在其著作的结尾部分，他以一种几乎是使徒传般的语言取代了分析或批评意识，毫不触及关于大坝的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历史问题。他写道：“在胡佛大坝的影子里，人们感到前途无量，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只要能鼓起勇气，我们就拥有实现任何目标的能力。”史蒂文斯始终没有定义“我们”是谁或说明“任何目标”应当是什么。他所表达的情感带有一种宗教的味道，他号召我们去信仰的宗教其实是用工具化的知识去征服自然。他承认“一些人试图去压制这种情感，他们认为热衷于工程学奇迹是幼稚的，迷恋于二十世纪的技术是危险的。玩世不恭的人们称这种技术不可信、剥削成性、对环境和人类灵魂有害”。他告诫人们：去看看胡佛大坝吧，你所有的疑虑都会消失，你也将变成一个信徒。一个信仰什么的信徒呢？信仰下一代的命运，“信仰工程师的传奇事迹”和“建筑工人的勇气”，他泛泛回答道。显然，在他看来，人们不应怀疑这个传奇，或者质疑这种勇气有何用途，或者质问胡佛大坝在西部为我们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史蒂文斯并非唯一用这种虔诚精神书写水资源控制史的人，这种虔诚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没有名字，它所具有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但这样书写历史往往很危险，因为这种历史不是全面地、批判地和自由地运用人类理性去寻求有价值的目标，而是把读者带入绝对崇拜的狂热。这种狂热在美国西部源远流长。
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科罗拉多河出现的权力集中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大多数史学家当然也不会提出严肃的问题。工人已经领了工资，罢工被镇压，工作已经结束，工人们已离开，不会再挑战这项工程。也看不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和麦克斯·霍克海默早前曾警告过的。他们想找到一条摆脱盲目的现代化狂热的出路，或者是某个能夺得权力并使之分散的“革命性”组织。他们设想出的每一种抗议都不能避免两个缺陷：要么是抗议不够强烈，不足以构成一场真正的挑战；要么是抗议者急于取代过去的权力而不是去寻求一种根本的新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在与西部河流有关的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尽管还不能确定这种变化是否有益或令人欣慰。看来自然可能会被逼到拒绝再继续发挥作用的境地，它有可能在生态上崩溃，而人类工具化控制的整个设施也将随之灭亡。人们没有料到，在如此长期地相信技术并宿命地接受它的发展后，崩溃的前景在科罗拉多河与在别的地方一样越来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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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罗拉多河流域最受欢迎的权宜之计就是将这项清理费转移到全国纳税人头上。罗纳德·里根任州长期间，加州科罗拉多河委员会（由他所任命的人组成)建议将控制上游盐分来源的工作及经费交给垦务局，由垦务局负责通过改变天气来增加流量、稀释盐度，委员会还建议授权垦务局从加利福尼亚北部海岸甚至从哥伦比亚河引来淡水补充科罗拉多河流域。国会于1974年通过的科罗拉多河流域盐分控制法案使以上建议中的一部分得到实施。美国纳税人在帮助解决盐分问题上还愿意走多远，不仅涉及政治权力还牵扯到公众受骗的问题。在（纳税人）向西部“水利帝国”伸出慷慨之手时，他们有一天会意识到，盐度不只是一项伟大成就的“副作用”，它还是在干旱环境中建造任何大型水利控制系统的不可避免的附属品。他们会认识到，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体系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灌溉系统而且还摧毁了许多这样的系统。有一天，美国人会意识到有比这更便宜的得到食物的方法，也有比在沙漠中建城市更明智的方案。到那时，他们也许会摆脱消极的被控制的生活方式，那时科罗拉多河的权力金字塔或许会开始瓦解。
自然能击垮历史上最顽固的上层社会，特别是当他们试图去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而且在无休止的贪婪的推动下让自己在生态方面变得十分脆弱时。科罗拉多河水利工程中出现的盐度增加就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除此以外很难想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会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产生革命性的结果。
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佛大坝的修建为开端的水利事业现在几乎结束了：这是一项在目标、实施和效果上几乎无与伦比的环境控制工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能使我们更好地审视这一工程的社会和生态后果，质问其代价是什么，付出这些代价是否值得，还有如果在另一个地方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否还愿意这样做。然而不幸的是，当那些不经意的游客经过大坝时，他们急于赶往前方拉斯维加斯灯光辉煌的赌场和有空调的汽车旅馆，很少利用这个机会去反省。他或她也许会偶然将身体侧出大坝的顶部，小心翼翼地看一眼面向下游的陡峭而弯曲的坝体。在那一刻，他或她也许会对人类生命的脆弱有所领悟。但一般来说游客不大可能对大坝的深层意义感到好奇。除非他停下来，对着大坝两侧深褐色的由安山石和角砾岩构成的谷壁深深反省，并探寻大坝的历史。
当水从人的手指间淌过时，它显得温柔而顺从，它很容易被水泥墙阻挡，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去认识水的力量。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出现以前，水就在那褐色的岩石中下切了近1000英尺。思考一下这个事实吧，这时垦务局的所有豪言壮语和许多工程师及史学家对科技的崇拜就会开始显得有些空洞。认为人类真的赢得了对自然的永久控制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想法啊。甚至就在此刻，科罗拉多河正忙着准备锯穿胡佛大坝，将淤泥堆积在坝后，积蓄力量将这个新的障碍物移走，就像它利用地质力量移走了曾经挡住它去路的所有障碍物一样。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只不过是个幻想，一个无知的物种做的一个短暂的梦而已。这个幻想让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它使我们作茧自缚，让我们吹嘘自己的勇气和才能。但是，它终究是个幻想。不论我们怎么做，科罗拉多河都将畅通无阻地奔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