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揆的终结

本书以家臣杀害将军事件后的历史为开篇是有其象征意义的。这个事件（嘉吉之乱）多被认为是“下克上”的典型案例。但从家臣团废立主君，即“关押主君”这样极端的事例，或者是在具有“关押”性质的事件的延长线上来审视的话，仅仅是本书所论及的时代，就发生了诸如明应二年（一四九三年）的义材被废和永禄八年（一五六五年）的义辉被暗杀等事件。
正因如此，在本书所论及的时代，主君和家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为了家族的利益”，家臣团通过一揆废立主君其实并不算稀奇，但其拥立的新主君必须是与旧主有血缘关系的，而绝不可以由某个家臣僭越主君之位。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人认为“下克上”的说法是有一定问题的。近世的“下克上”与“关押”盛行的中世的不同，窃以为主要与儒教的浸润和普及有关。
在“下克上”比较盛行的时代，作为关键词的“一揆”通常是其主要的斗争表现形式。

说到“下克上”，其实它也反映了统治阶层对频发的农民一揆的恐惧。一揆总体分为土一揆和国一揆，根据所属阶层、地域和纲领的不同又细分为很多种类。如发生在畿内的声势浩大的国一揆被细川政元发动的明应政变（一四九三年）所镇压；德政一揆也是在信长入京的那段时间（一五六八年）被镇压，而剩下的也只有一向一揆（尤以梅北的一揆为代表，直到秀吉晚年在地方上仍时常发生国人一揆运动）。信长与一向一揆的战争如历史所载，十分惨烈。正式的检地政策得以在一向一揆被镇压后的北陆实施，表明了织丰的统一政权在剿灭一揆的基础上真正建立了起来。与信长一样，秀吉本人也十分憎恶一揆运动，为此出台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刀狩令”的颁布就是为了要彻底根绝一揆。这个政策的目的连当时的民众都清楚地感觉到了。（《多闻院日记》）
但到了近世，百姓一揆开始频发。如前所述，家臣团通过一揆实施的“关押”仍在持续，村落自治也被统治阶级广泛认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近世社会中延续了下来。我个人甚至认为，其中的某些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