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愤怒到纪念：儿童生命的神圣化 027

丧子之痛的这一新情感乃是更大的文化转变的一部分——人们对待死亡的文化反应发生了转变。菲利普·阿利埃斯谈到了19世纪的“情感革命”，通过这一“革命”，“他人的死亡”，特别是近亲的死亡被界定为压倒性的悲剧：“面对他人之死时我们对死亡之可怕的感受，丝毫不亚于自身面对它的时候。”
中国文化中的丧子之痛亘古有之？
到了19世纪的后期，悼念儿童的革新进一步延展。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在那个时候，英格兰和欧洲较低的社会阶层家庭采纳了中产阶级家庭养育孩子的模式，他们对孩子死亡的反应也同样变得情感化了。而这一改变甚至更为深刻和激烈。所有父母在家庭内的丧子之痛，逐渐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通过制作精美的雕像来悼念已然不够；无论贫富，所有儿童的死亡都被看作是无法容忍的社会损失。

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伤感主义者在颂扬儿童的时候，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活动者决定尽可能地避免儿童的死亡。正如一个改革者解释的那样：“儿童有权利获取生命的公平机会。如果父母们不尽责，不能够用这些机会装点他们的生活，显然政府就应该有责任介入…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粗暴地摧毁一个强健的生命，一个甚至尚未感受到其作为主体而存在的生命…”

这样，对死去孩子的浪漫的祭仪，转向了以保存儿童生命为目的的公共行动。
儿童价值的情感化与社会化（公共化）
恰当的母爱被认为是保护儿童生命和健康的核心因素。较低阶层的母亲被教导对孩子加以正确的照顾，而中产阶级的母亲们则加入关注所有孩子的健康和福利的组织之中。全美母亲联合会，是一个母亲俱乐部的网络，由2000名代表于1897年组建，其设定的任务是教导全美，特别是妇女们，“认识到儿童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儿童神圣化—>母职神圣化—>女性被剥削
对儿童意外死亡的公共反应经历了不同的形式、新的情络。这个过程如下：（1）20世纪早期愤怒民众的暴力性悲伤，经由（2）安全组织冷静的说教式措施，到了（3）1920年代的儿童纪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意外死亡开始变得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悲剧，而更多地成了公共关注的事务。为儿童受害者竖立起来的特别纪念碑，不能被轻视为心血来潮的建筑产物。创立单独“神圣”空间的需求是与儿童生命的新价值相关的，也表明了对杀死儿童的深切的道德厌恶。虽然对儿童的纪念有功利目的（“这样错误驾驶的悲剧就能够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并让人们认识到汽车使用者的职责”），但其核心功能还是对集体感受的象征化。
在一项对战争纪念的研究中，伯纳德·巴伯表明，纪念象征物在空间中摆放对于某种表达，某种“社区对纪念的人物与事迹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表达，是非常必要的。“在孩子被汽车碾死的情形下，单单是个人的哀伤和父母的悲痛已不足够。在儿童纪念碑面前的集体哀悼表达了群体性的忧伤。
儿童神圣化的符号 - 儿童纪念碑（等对集体感受象征化的实物）：使得儿童意外死成为了个公共事务。
群体性忧伤 与 昆德拉的“媚俗”？
问题：此处没有解释第一步的暴力性悲伤是如何从对待儿童死亡相对平静的文化中演变而来的。
不过，大的数量和曝光度并不必然将一个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对于儿童意外死亡的公众感知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混合影响。
    保险发言人为保护儿童提出了一个另类的经济学原理，即，不是将早亡看作是公司的损失，而是将其界定为是社区总体上的财政损失。
对儿童意外死亡的公共反应同样受到这些年幼的受害者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影响。穷人家庭孩子的死亡相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死亡而言，会激起不同类型的社会反应。
对儿童意外死亡的有组织的反应于1913年开始，直到1920年代才勃兴。在1913年之前，群体性抗议局限于当时作为目击者的愤怒民众。但是这段时间穷孩子已经死于铁轨之上、马车和电车的轮子之下。一个州际商业委托报告估计，在1901到1910年之间大约有13000名在14岁之下的孩子被火车撞死或撞伤。单单在1908年，就有346名孩子死于电车事故，469人死于马车事故。
注意到“每一个如此被杀死的孩子都有对贫穷的父母”，189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对城市电车导致的“儿童屠杀”的冷漠，来自于阶级偏见，“如果能将这样的损失加诸高利润的电车公司的股东家庭，如果这样的操作可行，将会…是一个十分残酷的测度，但是它可能让董事们深刻认识自己的无情。”
受害儿童的社会阶级属性一定程度解释了穷人邻里中民众的愤怒。被称呼为“恶魔马车”的汽车通常是备受怀疑和愤恨的富人财产。在某种意义上，孩子的死亡被象征化为机械性的入侵和破坏。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死亡了，游行示威者会以同样的愤怒来攻击昂贵马车和电车的并非贵族的驾驶人员。
    不管是否获得证明，中产阶级的恐惧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对于儿童意外死亡的反应。不像那些穷人父母，富裕的父母有知识和途径获得正式的表达不满的渠道。比如说，在1912年，一辆汽车在一个限制外人出入的城西富人区撞死了10岁的帕特里克·费，住户们抱怨的风潮导致了警察管理的加强。这一事件激发了非常公开的讨论，参与者包括曼哈顿警察、当地公务员以及区行政代理人，每一方都试图推卸其责任以及逃避相关的指责。
    但是，一个孩子的意外死亡不仅仅是对其中产阶级父母的一个威胁或者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一笔经济开支。“孩子生命独一无二的神圣价值”这一20世纪的观念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情感，这是超越阶级差异的。
对儿童生命的优先保护是通过对儿童空间和时间进行引人注目的再组织来实现的，此外还包括一些新的风险社会化技巧。

拯救儿童的生命意味着改变城市儿童的日常行为，推动着他们走向室内，进入游乐室和教室之中，或者设计出特别的“儿童”公共空间，比如说运动场。

20世纪对儿童的“神圣化”导致对于儿童死亡的日益增长的无法容忍一无论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事故，并且激发了对保护儿童生命的巨大关注。所有社会阶层的儿童不仅接种疫苗以预防疾病，获得更好的营养照顾，而且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监管和驯化。在《家庭管制》（The Policing ofFamihies）一书中，雅克·丹泽罗（Jacques Donzelot）注意到20世纪早期同样的“社会退缩”（social retraction）在法国下等阶层儿童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充分。丹泽罗观察到，儿童被越来越多地引导人这样的空间，“在此[他们]能被更多地近距离照看着：即学校或者是家庭住处”
    但是将儿童隔离出街道并保护他们的健康是并不够的。更为核心的是要将神圣的儿童从劳作中隔离出来。正如斯蒂芬·S·怀斯（Stephen S。Wise）拉比在第六届童工年会中断言的那样，“儿童劳动力一词本身是个悖论，因为当劳动开始时…儿童也就不再是儿童了。”接下来的两章考察对这一悖论的争论性主张，以及儿童经济角色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