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楼

一个出乎意料、无用处且无意义、对谁也没有好处的坚硬肿瘤，像钩子拖鱼似的把他拖到了这里，并且扔在这张又窄又小、铁网吱轧作响、垫子薄得可怜的铁床上。自从在楼梯底下换好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地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令人作呕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再也不可能选择令人愉快、得到慰藉的景物看了，而只能看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八个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
沙拉夫·西布加托夫从前是个怎样的人，现在已无法猜测，也无从判断：他受的苦时间太久，过去的生活似乎连影子也没剩下。不过这个年轻的鞑靼人，经过三年疾病的不断折磨之后，成为整个医院里最温顺、最有礼貌的人。他常常是面带微微的笑容，仿佛为长期给人添了麻烦而表示歉意。
卓娅望了一眼她那宽阔的背影，忍住了没说什么。她本人参加工作也不是很久，但渐渐懂得这样一条令人不愉快的原则：谁要是不干活，你拿他也毫无办法；谁要是肯干，那就得一个顶俩。
“希特勒该死，这不需要再去证明。但是列宁格勒被围困这笔账，我认为还是不能只算在他一个人头上。”
“什么意思？！为什么？”
“能是什么意思！希特勒就是要来消灭我们的。难道能指望他把小门稍稍打开，对被围困的人们说‘你们一个一个地出来，别拥挤’？这是在打仗啊，他是敌人。而被围困这件事的责任是在别的人身上。”
“那到底是谁呢？？”十分惊讶的卓娅悄声问道。她从未听到过类似的话，连想也没去想过。
科斯托格洛托夫蹙紧了黑黑的浓眉。
“比方说，已经做好打仗准备的那个人或那些人，哪怕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跟希特勒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们拿了几十年的工资，也预见到列宁格勒的突出地位及其防御意义。他们预估到了未来轰炸的猛烈程度，考虑到了把食品仓库隐蔽到地下。正是他们，跟希特勒一起，困死了我的母亲。”
这道理很简单，但似乎太新鲜了。
“可病人看医学书籍是禁忌。就连我们，作为医科大学生，在学习某种病症知识时，也总疑心……”
这里最主要、最危险而又研究得最不够的就是掌握恰当的照射量。没有那样一条公式，根据它可以计算出哪一种照射强度和照射量对某种肿瘤有最大的杀伤力，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危害最小，公式是没有的，而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行事。这也是一种手术，只不过是用光做的，肉眼看不见，时间也拖得比较长。不破坏、不杀死正常的细胞是不可能的。
先前，这个健康的躯体里一切都是有用的，一切都各就各位，可是现在，一切都是多余的，并且直往外撑——似乎是些什么结节和有棱角的东西……
在东佐娃的眼神里，欣赏优秀生似的那种喜悦已经完全消逝了。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号，面部表情就显示出他那倔强、固执的性格。
您到底是在说什么？您是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平心静气地摊开一只大手，“讨论起现代人精神正常与不正常来，我们的话题就会扯得很远……您使我恢复到这种状况，是值得高兴的，我由衷地感谢您。现在，我想在这种状况下过上那么几天正常的生活。再治下去，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在他说这话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由于不耐烦和愤怒，下嘴唇渐渐离开了上嘴唇。汉加尔特的眉头抖动，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想插话，缓和一下气氛。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傲慢地望着反叛者。“总之，我不愿现在就付出太大的代价以换取未来什么时候能过正常生活的期望。我寄希望于自身机体的抵抗力……”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向中间挤压的时候，该把这种感觉称作什么呢？懊丧？压抑？在这种时刻，我们只感觉到这团迷雾的收缩、凝聚，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她心里很难受。
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写病历和其他档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X光器械室——似乎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X光空气及其异味、异热接触得还嫌太少。
对医生来说，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而对心灵来说，产生的是一种惋惜，一种最常见的惋惜之情；这个忧郁的鞑靼人西布加托夫，是那么温顺、有礼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
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骶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
无坚不摧的X光束，人的头脑无法想象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作量子炮弹，开始倾泻下来，透过留出来需要照射的一块腹部皮肤组织，而后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蟆的躯体，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再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过格栅，透过填料，继续深入坚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射穿。
生活正是这样：在他面前坐着的就是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一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然而他却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于这话说来实在太长，或者是由于把原来的话题打断又实在太早？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赎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叶夫列姆既不想徘徊，也不想说话。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他的体内，在那里把一切都倒了过来。原先有眼睛的地方，现在没有眼睛了。原先是嘴的地方，现在已没有嘴了。
病人在周日并不能解脱自己的疾患，更不能抛开疾患所引起的愁绪。他们无非是摆脱了同医生们的谈话和主要的治疗措施，看来，人身上永远保持稚气的那根弦所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奥列格由于讲了那么多话，而且别人都洗耳恭听，所以还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还是在两星期之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的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所谓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待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这类权利还有许多许多。
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权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陶醉着。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的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上坐下来，唯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入，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每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他侧向椅子的一边，微微晃动身体，朗诵起诗来：
那场风暴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人所剩无几……
畅叙友谊许多人缺席……
他就那么侧身坐着，凝视着地板。他那蓬乱的头发向各个方向翘起和撅出。它们每天需要两次抹湿和抚平，否则就不可收拾。
此时他沉默不语，但卓娅想听到的一切，都已经听到了。他被禁锢在流放地，但不是由于杀人；他没结过婚，但不是因为品行不好；过了这么多年，他谈到自己从前的未婚妻依然一往情深，看来这个人是会有真正的感情的。
根据某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
千头万绪像火一样涌进他的脑海，如此翻腾、撞击，使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像打了麻药似的失去了知觉，他已听不见病房里的那些愚蠢的谈话，感觉不到叶夫列姆的走动，虽然他的病床也跟地板一起随着叶夫列姆的脚步在颤动。他也看不见天已放晴，看不见太阳落山之前在什么地方露出了脸儿，因为夕照不向着楼房的这一边。时间的飞逝他也无所觉察。他一度睡着了，也许是因为吃了药，后来醒了。醒来之后见电灯已经开亮，于是又睡着了。直到午夜时分，在晦暗和寂静中他又醒来。
他感到睡意已完全没有了，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雾幕已经消失。这时，恐惧马上袭来，揪住他胸膛中央的下方，而且愈攥愈紧。
千头万绪开始云集和翻滚：在鲁萨诺夫的脑海中，在房间里以及更远的黑暗空间里。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在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一定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怀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开除、被除名、被撤职了。
鲁萨诺夫办公的地方也布置得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称。这永远是个单独的房间，房门上最初包着皮革、镶有亮晶晶的包钉，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增设了一个起防护作用的门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这个门斗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发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深度不超过一米，来者只不过在关上第一道门和尚未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多耽搁一两秒钟的工夫。但在决定性谈话之前的这一两秒钟，来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暂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气又不流通，他会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实在是渺小得可怜。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么在这儿，在这只箱子里，胆量和自信也会不辞而别。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终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走进了厕所。在这个没有隔板、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遮蔽和尊严扫地。一天当中，女护理员把这里打扫好多次，但总也来不及收拾干净，还会出现呕吐、血污和大小便的新鲜痕迹。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尚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到了不中用边缘的病号。应该去找一下院长，争取允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对实现这具体的设想并没什么干劲。
他又从灌肠室门口走过，又从头发蓬乱的哈萨克老妪床旁走过，又从睡在走廊里的病人身旁走过。
他又从那个吸氧气袋的垂危病人旁边经过。
而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以其可怕的嘶哑的耳语声问：
“喂，老兄！这里——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鲁萨诺夫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在做这一动作的同时，他尖锐地感觉到脑袋已不能独自转动，非得像叶夫列姆那样跟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下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他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种审判面前，过去的人脉、靠山和功绩，都无法为他辩护。
“那位同志给您上了很好的一课，波杜耶夫同志。不应该就那么屈服于疾病，也不应该一接触宗教式的小册子便深受其影响。您起的作用实际上有利于……”他本想说“有利于敌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出具体的敌人，可在这里，在医院的这些病床上，究竟谁是敌人呢？……“应当善于看到生活的深处。首先要看到功勋的本质。是什么促使人们去建立生产上的功勋？或者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功勋？或者，比如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人们忍饥挨饿，缺衣少鞋，没有武器……”
这么一来叶夫列姆就得起来瞎忙活了。他必须把“起床”这一意志传给六普特重的肉体，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叫胳膊、腿和腰一齐使劲，强迫裹着肉的骨头从陷入麻痹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活动它们的关节，让沉重的躯体竖立起来，变成一根柱子，给它穿上衣服，再移动这根柱子经过走廊和楼梯去受无谓之苦——先解后缠几十米长的绷带。
他爬着。似乎是在一条混凝土管道里爬着，不，说是管道又不是管道，而似乎是隧道，两边戳出来的钢筋有时会钩住他，而且恰恰碰到脖子右侧的疼处。他胸部贴着地面爬，而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迫使他贴向地面的这躯体的分量。这分量远远超过他的体重，他不习惯这样的重荷，简直被压扁了。一开始他以为是混凝土从上面压迫着他，原来不是，这是他的身体那么沉重。他感觉到身体的分量，拖动它就像拖一袋废铁。他心想，这么重恐怕是站不起来的，但主要的是，得先爬出这条管道，哪怕喘一口气，哪怕看看亮光也好。可是管道长得不得了，简直是没有尽头。
这时某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但也可以说不是声音，而只是传达出来的思想罢了，命令他向旁边爬。“既然那是墙壁，我怎能往那里爬呢？”他心想。然而，要他向左边爬的这道不容争辩的命令同把他的身体压扁的那份重量一样沉重。他哼了一声就开始爬，随后又往右边爬，这都像刚才往前那么爬。沉重的感觉依然如故，既看不见光亮，也望不到尽头。他刚刚对这边有点适应了，那个清晰的声音马上又命令他向右转，而且要快些。于是他两肘和两脚一齐努力，尽管右边是穿不透的墙壁，他还是爬去，而且还似乎有点名堂了。他的脖子老是被挂住，疼痛传到了头顶。一生中他还从未落得这般狼狈不堪，而要是爬不到头，就这样死去，那是再冤不过的了。
但是，他的两腿忽然变轻了，像充了气似的，而且开始悬浮，轻飘飘的，不过胸部和脑袋依然贴在地上。他仔细听了听——没向他发出任何命令。这时他想：“总算能够出得去了，让两腿先伸出管道，身体紧跟着向后退，岂不也就爬了出去。”于是，他当真向后蹭去，两手撑起身体（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跟在两条腿后面往洞口外面钻。洞口很窄，但主要的问题是，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这时他想，脑袋要炸开了，必会死在这里。不过，他两臂再稍稍一撑，虽然浑身都被挂破，毕竟还是钻出来了。
“喂，小伙子，你没有火柴吗？”鲁萨诺夫问道。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有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回答得多么愚蠢！这属于破坏分子的那种典型的回答。他们会把他拘留起来，在这一期间还会找到那张纸。而他之所以要火柴，原来就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公民的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清洗不可。而要清洗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脏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烧，而且越想尽快倾吐出来。这时他甚至希望快点走到，快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过！你们为什么偏偏审问我？这事谁没参与？要是没提供过帮助，怎么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古尊？他岂不自己也坐了牢！”
他处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随即发现自己根本没喊，只是喉咙肿胀了起来，而且疼痛。
“估了估？这种剧毒的东西只是估了估？这是毒性很厉害的乌头！您自己考虑考虑！”
“我有什么好考虑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点生气了。“您要是能尝尝一个人在整个宇宙中奄奄一息是什么滋味，而监督处又不让您跨出村子一步，那您倒是去考虑考虑这乌头看看！还问能称多重！您可知道，为了这把草根我要冒多大风险吗？延长二十年苦役！罪名是擅自离开流放地。可我还是去了。到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这时，奥列格不找任何借口，用拧开了阀门的那只手握住卓娅没拿氧气袋的那只手的手腕。
她没有颤抖，没有惊讶。她注视着氧气袋，看它怎样渐渐膨胀。
于是他的手从她的腕部一边抚摩一边向胳膊肘移动，又通过上臂移向肩膀。
这是直截了当的试探，对他俩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这是无声的检验，看双方说过的话是否都被完全理解。
是的，完全被理解了。
他还用两个手指抖了一下她的刘海儿，她没有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没有闪开，仍然注视着氧气袋。
于是他使劲搂住她的肩头，使她整个儿贴向自己，而且，终于使自己的嘴触到了她那对他笑过那么多次、跟他聊过那么多次的嘴唇。
卓娅的嘴唇和他接触时并没有张开，并没有放松，而是绷紧、迎合、有所准备的。
只在一瞬间，这一切便清清楚楚，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分钟他还不明白，他还忘记了嘴唇有各种各样，接吻也有各种不同的接法，一个吻跟另一个吻会完全不同。
但是以轻轻的一啄开了头的这个吻，现在却使两个躯体相互吸引，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地合而为一，甚至欲罢不能，再说，也没有必要作罢。嘴唇互相贴在一起，就那样永远待下去也行。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世纪以后，嘴唇还是分开了，只在这时奥列格才第一次看见了卓娅，并立刻听到她在问：
“你接吻的时候为什么闭上眼睛？”
难道他还想到过自己的眼睛？他根本没有留意过。
“你是不是想把我想象成另一个人？……”
他没有注意到自己是闭上了眼睛。
像刚刚喘过一口气，马上又潜到水底去捞埋得很深的一颗珍珠似的，他们的嘴唇又贴在一起了，而这一回他注意到自己是闭上了眼睛，于是就立即睁开。看到她离自己很近很近，近得难以想象，看到她那两只黄褐色的眼睛有如猛禽那般。他眼对眼地望着她。她还是那么坚定地紧闭着嘴唇接吻，那早已做好准备的嘴唇一动不动，可身子倒微微摇晃，眼睛望着他，仿佛在根据他的眼神观察他经过第一次长吻之后的反应。然后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反应。
但是就在这时，她的眼睛似乎向旁边一瞥，随即猛地挣脱出身来，惊呼了一声：
“开关！”
天哪，把开关忘了！他急忙抓住开关，匆匆拧紧。
氧气袋居然没有爆炸！
“瞧，接吻有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卓娅还没缓过气来，就呼吸急促地说道。她的刘海被弄乱了，帽子也歪了。
她的话虽然说得很对，可是他们的嘴却又结合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想把对方吸干。
原来这就是薇加的用心！她是想为他做件好事吗？仅仅为了保住他的生命而不惜采用欺骗的手段将他引向那样的命运？
“你将来也会这样做吗？”他斜眼看了看卓娅。
对她有什么好责怪的！她对生活的理解跟他一样：缺了这一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今天她仅仅以贪婪的、火热的嘴唇就带着他在高加索山脉上空遨游了一番。瞧，她就站在这里，嘴唇依然是她的嘴唇！趁这力比多还在他两条大腿之间和腰间流动，得赶紧接吻！
而在楼梯平台上，在一天到晚有忙于自己事情的病人和健康人匆匆经过的通道床位上，是那个面黄肌瘦、胸廓干瘪的病人靠在枕头中间，他已经不咳嗽了，不住用脑袋去撞支起来的膝头（留着分头的头发已所剩无几），也许他的前额把膝盖当成了密封的墙。
他还活着，但他周围却没有活人在。
可能他正是今天咽气——这个被抛弃的、渴望同情的人，其实就是奥列格的兄弟、奥列格的同类。要是奥列格能坐到他的床边，在这里陪他度过一夜，说不定能够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然而，他们只是把氧气袋给他放在那里就走了。对他们来说，垂死者的这只氧气袋，他最后要吸的这几毫升的氧气，只不过是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偷接吻的借口而已。
他本来已完全忘记那是什么滋味了，现在重新领略到嘴唇被热吻揉皱、甚至弄得有点儿粗糙和肿胀的痛感，就更加觉得突然——这感觉犹如青春的热血流遍了他的全身。
这五分钟的谈话——瓦季姆觉得它紧张到白热化了——难就难在必须连续陈述自己的见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对方的疑问，既要充分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能和盘托出，得把关键的东西暂时保留。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分析。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对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更能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为了欢乐，造物主在我们心上所创造的那些细胞，也都由于没有用处而渐渐衰亡。胸中供信心栖身的那几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肮脏的“第39条”标记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做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不要相信什么预兆和先声，不要相信什么贝多芬式的叩门声！这一切都是快乐的泡影。横下一条心，不存任何幻想！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不抱美好未来的幻想！
有什么就满足于什么！
永久——那就永久好了。
“妈妈告诉你了？……”
“是的，爸爸！她告诉我了。这件事你一点也不要烦心！”她以坚定有力的双手握住父亲的双肩。“要是你愿意，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勇往直前并能发出信号的人，是先进的、有觉悟的人！他是凭着自己对社会的良好意愿行事的，所以人民理解和珍视这一点。在个别情况下，这样的人也可能出差错。但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才会不犯错误。通常，人总是遵循自己的阶级嗅觉办事的，而这种嗅觉永远不会使他搞错问题。”
“爸爸！”阿维叶塔压低了声音，“当一名记者能有什么生活可谈？反正那是奴仆的差使。人家给你任务，叫你这样干那样干，自己没有一点发挥的余地，无非是去访问各种各样的……名流。这难道能跟作家生活相比！……”
“听我说，小朋友！”她像是从讲台上讲话似的，声音那么响亮、有力，“真诚绝不能作为衡量一本书的主要标准。如果思想不正确或者情绪不对头，真诚就只会加强作品的有害影响，因而真诚是有害的！主观上的真诚可能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背道而驰——这个辩证法您懂吗？”
这种思想很难使焦姆卡领会，他蹙紧了额头。
“不大懂。”他说。
“那好吧，我来给您解释解释，”阿维叶塔伸开两只胳膊，那白色的曲折线像一道闪电，从一只胳膊经过胸部通到另一只胳膊，“把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照原样描写下来，是再省劲不过了，但应该做的是往深处翻耕，让暂时还看不见的未来的萌芽露出来。”
“既然是萌芽……”
“什么？”
“萌芽应当自己成长，”焦姆卡急忙插话，“要是用翻耕的办法让它们露出来，那就长不成啦。”
“好吧，我们不谈农业。小朋友，把真相告诉人民——这不等于光讲坏的，光找缺点，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好的，使好的变得更好！要求写所谓‘严峻的真实’这种谬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真实忽然必须是严峻的？为什么它不能是闪闪发光、引人入胜和乐观主义的呢？我们的整个文学都应该是喜气洋洋的！如果把生活写得十分晦暗，归根结底是对人们的侮辱。人们喜欢经过美化而写出来的生活。”
“大体上，这种观点是可以同意的，”后面传来一个清晰悦耳的男人声音，“的确，何苦让人灰心丧气呢？”
阿维叶塔当然不需要任何同盟军，但她凭着自己一贯的好运气知道，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必定对她有利。她面向窗子转过身去，白色的曲折线迎着日影一闪。只见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表情丰富的年轻人在用一支多棱的黑杆自动铅笔的末端轻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不知他是想说给焦姆卡听，还是想说给阿拉听，“文学的目的在于，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给我们解闷儿。”
“文学是生活的导师。”焦姆卡嘀咕道，但随即为自己这句话说得很不适宜而涨红了脸。
瓦季姆把头往后一仰：
“什么导师不导师，你说什么呀！没有文学我们也能设法弄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作家难道就比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高明？”
他跟阿拉互相打量了一下。在目光中他们明白彼此观点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年纪相近，对方的外貌也不可能不引起自己的好感，但各人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从任何偶然的一瞥中去寻找奇遇的开端。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的，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该死的累赘，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做是得救之道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发蔫的、宗教性的味道。
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总的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把肿瘤病人集中在一起，而应该把他们分散在普通医院里，这样他们就不会互相吓唬了，也可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样就更为人道得多。）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二十四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这些个……息肉……使你疼得厉害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的，不停地疼。可我不理它！……帕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了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呢，而你以为怎么着？瞧，就在那个小瓶子里……为什么要喝酒精呢？因为它马上就能被吸收，多余的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痛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
她已经干了一年多的输血工作，不记得还有哪个病人不是多疑的：每个人都摆出那种架势，仿佛他是伯爵血统，生怕被别人的血玷污。病人们必定会眼睛瞅着瓶子，声称颜色不正，血型不对，日期太久，是不是太凉或太热，是否凝结，而有的干脆说：“你们要给我输的是坏血吧？”“为什么说是坏血？！”“那上面明明写着：‘切勿动用’。”“那是因为原先已经指定给一个人输的，后来没有必要再输了。”即使病人勉强同意输血了，嘴里还在嘀咕：“反正这血的质量不好。”全凭坚强的毅力她才得以摧毁这些愚蠢的疑虑。何况，她总是得抓紧时间，因为一天要在好几个地方输血，给她规定的工作量相当大。
这双眼睛里洋溢着什么呢？从容不迫的神情，关怀的神情，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最初的忧虑神情，总之，这是一双医生的眼睛。但除了这一切，这双眼睛还是淡咖啡色的。就是一杯咖啡里兑进两指深的牛奶后的那种颜色。不过，奥列格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连颜色也不记得了，可这双友好的眼睛却怎么也不会忘！可以说，这是老朋友的眼睛！
的确，对于他这样老是存着戒心、处处留神的人来说，最大的轻松就在于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态度和蔼、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轻手轻脚，绝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他躺在那里，仿佛是在休息。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像花边似的光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连这个不知由什么反射过来的光影，此刻也使他感到亲切，为这一整洁、安静的房间增添了一种装饰。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是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工作，工作对象似乎是第三者，他俩正在同心协力地对其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究竟糟在哪里？您指的是什么地方？……”就像一个朋友，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但得到的将是当头一棒。奥列格已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挨上这一棒了。不管这淡咖啡色的眼睛里怎样充满了柔情，这一棒是怎么也避不开的。“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助纣为虐，对我进行欺骗。”“我？？”当人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惊奇地看到目光一掠而过时所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用不着说话也会使真情迸发，怎么也抑制不住。“您怎么能那样苦苦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那种针的意义？可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激素疗法吗，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当然，像这样对毫无戒备的眼睛搞突然袭击，是不正直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问出点名堂来。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惶然不知所措了。于是，汉加尔特医生——不，是薇加——把视线移开了。就好像还没被彻底击溃的一个连队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就像顽童用葵花秆做的投石器（其作用是加长臂膀）甩出去的一颗石子，甚至像战争最后一年长筒炮里射出去的一发炮弹（先是轰隆一声，嗖嗖地啸叫，接着在高空中扑哧扑哧地响），奥列格腾空而起，按一条疯狂的抛物线飞行，挣脱了固有的束缚，扫除一切障碍，掠过自己一生的第一片荒漠和第二片荒漠，飞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地方。
瓶子里的血浆高度这时已降低了一半。前几天，这血还在别人的体内流动，那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可现在正把红褐色的健康注入他的体内。此外，它当真什么也没有带来吗？
这里存在矛盾也罢，不存在矛盾也罢，反正必须说服他接受这种治疗！不能听任这个人又被肿瘤抓回去！她愈来愈激动：必须说服他，必须拗过他，非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不可！但要苦口婆心说服这样一个伶牙俐齿而又固执己见的人，首先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可是在遭到他的指责时，她自己猛然醒悟：他们医院里所采用的激素疗法是根据全苏的统一指示进行的，它以广泛的肿瘤类别为对象，论点是相当笼统的。现在她不记得有哪一篇专题学术论文是具体论述激素疗法足以有效遏制精原细胞瘤的，而这类文章可能不止一篇，况且还有国外的。为了给予证明，必须把这些文章统统读完。总的说来，她来得及读过的实在不多……但是现在却不同了！现在她什么都来得及做！现在她一定要去读完这些文章。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个人生活！……犹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去的幼虫。她把明信片撕成了四片，扔进了废纸篓。
她开始谈话了，但不出声。她在想象中同他谈话，仿佛他就坐在那里，隔着一张圆桌，也是在闪着绿色微光的晦暗中。她在说她必须说的话，并且也听他说：她能正确无误地听到他可能回答的话，虽然很难预料他这个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但她对此似乎已经习惯了。她就今天的话题继续跟他谈。根据他们目前的关系还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现在倒是可以说了。她在向他阐述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不过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罢了，海明威还只是在浅水里浮游。（奥列格必定会嘟哝说，他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什么书，甚至还会夸耀：部队里没有那种东西，劳改营里也没有，）女人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完全不是这个：女人需要的是温柔体贴，需要的是安全感——同他在一起，有如有了挡箭牌、避风港。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为混乱。卡门[插图]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是那个积极寻求享乐的女人，但这是假女人，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这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然而，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似乎一时不知所措，正在细细地思考。
全国有那么多单身女人，使人简直想根据自己所认识的女人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单身的是不是比有丈夫的更多？这些单身的女人都是她的同龄人。年龄相差一岁、两岁……最多十岁。她们也是在战场上牺牲了的那些人的同龄人。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却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要是有谁从战争的废墟下幸存归来而尚未结婚，那他就不会选择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做妻子，而是挑年轻些的。至于年轻几岁的人，那他可说是整整年轻了一代，还是个孩子，不曾经受过战争的碾压。就这样，千千万万的妇女来到世上盲目地生活着，她们从未被编成什么大军。这是历史的差错。但她们之中有的人也并非命运不济，只要能auf die leichte Schulter[插图]去对待生活就行。
忠贞包含着崇高的满足，也许是最崇高的满足，即使别人不知道你的忠贞也没有关系，甚至你的忠贞不被别人赏识也不要紧。但只要它是一种动力就行！然而，如果它什么也推动不了呢？如果谁也不需要它呢？……
这个想法像锤子似的在他头脑里敲个不停，从希望到绝望，以致他无法领会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的内容。他读了整整一页，却猛然发现什么也没有读懂，脑袋发沉，再也无法像山羊跑坡一般顺着别人的思路驰骋。他对着书本发呆，旁人看来他在读书，其实并没在读。
腿被截去已经一个礼拜了，最初的火焰也已经燃烧完。手术正在成为往事，可是腿还像先前一样存在似的，仍在继续折磨着他。焦姆卡简直可以感觉到截去的那只脚的每个脚趾的搏动。
各种款式的时髦泳装浮现在阿霞的眼前，使她心痛难忍——带背带的和不带背带的，相连的和两截的，今天的和明天的种种时髦式样，橘黄的和蔚蓝的，深红的和淡青的，素色的和条纹的，镶环形边的，还没有试穿过，还没有在镜子面前照过的——所有这些游泳衣她永远也不会去买，永远也不会去穿了！正是她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游泳场上这一事实，此时在她想象中是最痛心、最丢脸的！正因为如此，活着已失去任何意义……
焦姆卡吸着从她怀里送来的暖香，怀着感激和迷醉的心情，像一头猪崽似的，用急切的嘴唇拱向悬在他脸上的这轮廓弯曲而丰满的整个乳房——它保持着固有的形状，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创造不出比这更柔和、更美的线条来。
她并没把乳房收起来，并没挪开去，于是他又回到那一片嫩红中去，嘴唇轻柔地做着她未来的孩子永远不会对这只乳房做的那种动作。没有人进来，所以他吻遍了这悬在他脸上的奇宝。今天是奇宝，可明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里去。
他先向儿子阐释法律、法制及其基础的不可动摇性，如果打算在检察监督部门工作的话，则尤其不能轻率地去动摇这种基础。说到这里，他随即表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因此法律归法律，可还得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情况，考虑到某一特定时刻应予考虑的因素。他还特别试图使儿子明白，国家机器的各级机构和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因此，即使是受共和国全权委派到某个偏僻地区，他也不应当目中无人，相反，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具体条件，没有必要同当地从事具体工作的干部背道而驰，他们对这些条件和要求了解得更为清楚；既然他们判了那个司机五年徒刑，那就是说，在该地区这样做是必要的。
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疑团从出差的地方回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姑娘们的忘恩负义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知道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头脑简单的、直爽的父亲所想的那样，但哪知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尤拉究竟该怎么办？不饶恕她们？还是什么也不说，装做没察觉这些被重复使用的印花？要是这样，他的全部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现在他经常需要这样休息。他的身体需要通过这样的休息恢复精力，他的内心状态，特别是在老伴去世以后，同样需要清静和沉思，不受外界声音、谈话的干扰，摆脱工作上的考虑，甚至摆脱作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种种念头。他的内心状态仿佛需要清洗、净化。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漫长过去和短暂未来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和兴趣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映照着的一轮银月。
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之后便一直存在着，但这不是折磨人的那种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能够确切地感觉到它在什么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像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地往外挤压；疼痛中令人感到舒服；甚至还会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那种尘世音响。这是另一种感受，不是前几个星期每逢晚上将他往卓娅身边吸引的那种感受。他把这种紧张怀在胸中，珍爱它，不时谛听它的声音。如今他能够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可是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它能持续多久而不成为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抑或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说，这个女人尚未完全与你亲密），以后就会渐渐恢复平静？不过，亲密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的这种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才那么爱护它。它成为充实生活和点缀生活的主要东西。薇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座楼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口枯井，全赖他俩……友好相处，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她，有时只是匆匆瞥一眼罢了。前几天她又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投机，尽管不是那么能敞开心扉，因为有一名护士在场。先前他是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渐渐迫近，他倒恋恋不舍了。回到乌什—捷列克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薇加。这该怎么办呢？
不应出现在春日的那灼热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尚未连接到一起的树枝还没有形成绿荫，只是各自披着新绿。尚未被南方那样的烈日烤得炎热的天空，在白昼飘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蔚蓝色的背景。
舒卢宾从刚才保持的坐态中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们拖着艰难的步子，走得极其缓慢。春天轻盈的气息笼罩着他们，但他俩只觉得周身沉重，只觉得自己的骨头和仅剩的肉、衣裳、鞋子乃至落到他们身上的日光，无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他们默默地走着，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东佐娃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熟悉到这等程度的事情，可谓正反里外、彻头彻尾都了如指掌的事情，竟会如此倒转过来，变成完全新奇和陌生的事情。她跟别人的病已经打了三十年的交道，其中足有二十年坐在X光屏幕前，看荧光屏上的映像，看底片上的摄影，看失神、哀告的眼睛里的表情，对照化验单和文献资料，撰写文章，跟同行辩论，与病人争执——这只会使她自己的经验和逐步形成的观点愈益明确，医学理论愈益连贯。她考虑的是病原和病理、症状、诊断、病程、治疗、预防和预后，至于病人的抵抗、疑虑和恐惧，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弱点，也能引起医生的同情，但在衡量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时就完全等于零，在逻辑的平方中根本没有它们的位置。迄今为止，所有的人体结构都完全相同，跟标准解剖挂图所显示的一样。生命过程的生理学和感觉的生理学也完全相同。正常的以及偏离正常的一切，都可以从权威的著作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忽然，在仅仅几天的时间里，她自己的身体竟从这个协调的系统中跌了出来，掉在坚硬的地上，变成一只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口袋，里边盛满了随时都有可能生病并疼得叫喊起来的器官。在几天的时间里，一切都掉了个儿，她那依然是由充分了解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机体，变得不可知而又令人恐惧了。
现在，她自己的病情以及她在治疗中所处的新地位，对她来说正显得这样难以辨认。现在，在治疗中她已不能成为明理的指导力量，而是成为百般抗拒的不明智的阻力。她在承认自己得病的一开始，就像一只被轧死了的青蛙。与疾病相处的最初阶段，她简直无法忍受：世界来了个底朝天，世间事物的整个序列都颠倒了。人还没有死，却已不得不撇下丈夫、儿子、女儿、外孙和工作，而正是她在工作中所使用过的器械今后将接连用到她自己身上。她不得不在一天之内放弃构成她生活内容的一切，然后还得像一个苍白的幽灵似的忍受若干时间的折磨，对自己将是彻底完蛋还是重返人间，久久不得而知。在她的一生中，似乎不曾有过任何欢乐和喜庆日子，有的只是工作和焦虑、工作和焦虑；然而，回顾起来，这段生活竟是如此美好，如今简直难以同它分离，甚至想痛哭一场！
在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痛时，东佐娃明确知道：只要向一个人说穿，事情就会再也控制不住，一切就会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纽带，甚至不是在几天之内，而是在几小时之内就断裂了。作为医院里和家里的顶梁柱，她现在可是要被取代了。我们是如此依恋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稳！……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他们默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犹如即将被胜利者的鞭子驱散到天南地北的两个已被打败、但仍然忠于誓约的盟友。“你是知道的，沙拉夫，”东佐娃的眼睛仿佛在说，“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负了伤，自己也要倒下了。”“这我知道，母亲，”鞑靼人的眼睛在回答，“对我来说，即使是生我的人也没有你的恩情大，可是我却无法搭救你。”
一些奇异的、有活力的线，像女人那长长的发丝把她同这个病员挂住并紧紧地缠在了一起。拉紧或扯断这些青丝的时候，只有她会感到疼痛，对方却感觉不到，周围任何人也看不出来。那天，薇拉听到人们在说他夜间跟卓娅鬼混的事，她就像被扯去了一把头发。也许，事情就那么了结了会更好。这一扯提醒了她一条规律：男人需要的不是同他们年纪相仿的女人，而是比他们年轻的女子。她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妙龄已经过去了。可是后来他却千方百计在走廊里和她相遇，抓住一切机会跟她搭腔，而且说话又是那么自然，目光那么亲切。于是，这青丝线团又开始一根根地挣脱出来，重新将他们缠紧。这些线究竟是什么？这是无法解释的，任何解释都不适宜。现在，眼看他就应该要离去了，往后他在那里将被一只铁腕抓住不放。除非病情恶化，除非死神逼他折腰，否则他是不会再到这里来的。他身体愈好，来的机会愈少，甚至永远也不会回来。
忽然，在呈扇形辐射开来的投向全室的反光里，奥列格此时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她，见到这个白皙、轻盈、苗条的女子——如此友善、贴心，同时又是必不可缺的挚友！仿佛这时才第一次见到她！
从某一天卓娅值夜班的晚上开始，奥列格就不去纠缠她了，而是上床睡觉。从某一天晚上开始，卓娅也以若无其事的姿态拿着注射器走到他床前，他就侧过身去让她打针。从那时起，他们之间逐渐形成的关系有如曾经被提在两人当中的那只胀鼓鼓的氧气袋，忽然悄悄瘪下来，随后完全消了，只剩下友好的问候：“喏，一切都好吗，奥列格？”
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他思量起这样一个问题：刺激人的欲望是多么容易，而满足被激起的欲望又是多么困难。多少年来，一块黑面包对他来说也称得上是大地的最高级的馈赠了！他刚才还打算去买黑面包来当早饭呢，可是又受到一缕灰蓝色的烤肉烟味儿的吸引，于是人家让给他一串啃啃，面包似乎已不被他看在眼里了。
他用舌头和嘴唇感受着每一小块鲜嫩的肉如何渗出汁来，如何散发香味，又怎样火候到家而丝毫不焦，感受着每一小块这样的肉里还蕴藏着多少未被破坏的天然魅力。他愈是深入感受这串烤羊肉的魅力，愈是体验到享受的乐趣，他面前的那扇门就愈是冷冷地关上了——对他来说没有通往卓娅之路。电车又将载着他从她家门前经过，他却不会下车。这一点正是在吃羊肉串的时候他才彻底明白的。
他没在任何柜台买任何东西，可他的心情却好像口袋里的钱鼓鼓囊囊似的，只不过什么也不需要罢了。肚子里的酒也在蒸发，使他兴奋。
就在他对着衬衫思量的时候，一个身穿高级大衣的男子走到柜台前。他不是来看这种衬衫，而是看丝绸衬衫的。此人彬彬有礼地问售货员：“请问，像这种五十号的衬衫你们有三十七号领口的吗？”奥列格不禁哆嗦了一下！不，他左右两侧好像被人同时用锉刀锉了一下！他惊恐地猛然回头，看了看这个脸刮得干干净净、哪儿也没有一点划痕的男子——头戴细毡礼帽，白衬衫上系着一条领带。就奥列格的神态来说，要是对方就势打他一个耳刮子的话，那两人中必然有一个会马上从楼梯上飞滚下去。怎么？？人们在战壕里身体变得酸臭，人们被扔进阵亡将士公墓和北极冻土坑里，人们一次、两次、三次被关进劳改营，人们在递解囚犯的车厢里冻得发僵，人们为了挣得一件带补丁的棉袄就得累死累活地抡动镐头，而这个有洁癖的家伙不但记得自己衬衫的号码，甚至还记得自己领口的尺码？！就是这所谓的领口尺码把奥列格彻底击溃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领子还有单独的尺码！他抑制住自己受到伤害的呻吟，离开了衬衫柜台。竟还有领口尺码！为什么要有这么讲究的生活？返回这样的生活中去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要记住领口的尺码，那就得忘掉别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这领口尺码问题简直搅得他筋疲力尽了……
他还是不看自己的好。在没看到自己的模样之前，他还以为自己像个勇猛的战士，瞧行人居高临下，看女人也平起平坐。可现在，背着这个相当寒碜的、早已不是士兵所用而更像讨饭袋的行李袋，他要是站在街头伸出手，定会有人扔小钱给他。
于是，奥列格从枕头碉堡那儿后退——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得退了下去。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着），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地走了。薇加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必定会感到遗憾！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恰恰是现在。恰恰是他。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堆，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绝不会错。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十四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为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薇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她求之于自己的。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