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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在法家兴起的同时，“儒”和“侠”作为与“法”对立的两种事物也发展起来。
    《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③儒代表的是三代特别是西周的政治文化传统，侠代表的则是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传统，是通行于基层社会的一种政治价值观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在战国变法运动中形成的“法”与“俗”的两极对立格局中，儒介于二者之间，侠则更贴近“俗”①。“侠又称“任侠”、“豪”、“贤豪”、“豪使”等。对战国以来形成的豪侠阶层及其在汉初所发挥的作用，司马迁有很好的论述。《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指出：“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汉初则有“布衣之侠”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司马迁认为，这些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时捍当世之文网”，“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第3181页）。司马迁去汉初未远，还曾见过郭解。他对游侠的理解与同情，大概代表了汉初民间社会对这二阶层的通常看法。班固用东汉儒生之眼光看西汉初年之社会，故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②，认为汉初游侠的活跃是“禁网疏阔”的结果。《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序》：“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及至汉兴，禁网疏阔…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第3697页）班固否定游侠之“私义”，但不得不承认“众庶荣其名迹，凯而慕之”。这表明，与“当世文网”相背的游侠“私义”，在汉初颇得“众庶”认同，从而在汉法之外构成种以“侠”为标志的民间社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