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们赶上件好差事，八个人看守一个村子。因为将遭到猛烈袭击，村里的人已全部撤离。我们主要照看尚未清空的军粮库。自己的口粮也从库存中取用。干这件事，我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卡特、艾伯特、米勒、加登、莱尔、德特林。我们全班都去。海尔死了，但我们仍算非常走运。其他班的伤亡比我们惨重得多。我们选了个水泥加固的地窖当避弹所。外面有台阶通下去，入口处还有堵水泥防护墙。
现在我们要大干特干。这又是个能舒展筋骨、放松精神的机会，我们必须善加利用。我们的处境令人绝望，没工夫多愁善感，日子过得不差时，才有那个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实际出发。实际到偶尔有个战前的念头闪现，我们会感到害怕。好在这种时候，持续不了多久。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尽可能轻松地看待我们的处境，直接、无情、毫无过渡地依傍着愚蠢的恐惧。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扑进去。就像现在，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田园生活的创造中。当然，是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
木屋里首先铺上我们从几所房子里拖来的软垫，士兵的屁股也想坐得舒坦点儿。屋子中间留下一块空地。随后我们去弄些豪华柔软的玩意儿：毯子和鸭绒被。村里应有尽有。艾伯特和我找到张易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带着一顶蓝绸帐，围着花边。搬运时，我们像只大汗淋漓的猴子，但这种东西绝不能放弃，更别说几天后它会被炸得粉碎。
卡特和我小小巡视了一番这里的房屋。没过多久，我们就搞到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这时，客厅里忽然“轰隆”一声，一只铁炉“嗖”地穿进墙，擦身而过，扎进了离我们一米远的另一堵墙。两个窟窿。炉子是从对面的房子飞过来的，那里炸了颗榴弹。“真是交了猪运！”卡特龇牙一笑。我们继续搜寻。走着走着，我们竖起了耳朵，迈开了长腿。一幅销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小猪圈里，嬉戏着两只活泼的仔猪。我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瞧了瞧：确实存在。我们捉住它们——毫无疑问，是两只真正的仔猪。
这可是美味佳肴！离避弹所五十步远有幢小房子，曾是军官营地。厨房里有个大炉灶，带两个炉栅，还有平底锅、炖锅、烧水壶。样样不缺。仓房里还垛着一大摞劈好的柴火——真是个地道的安乐窝。我们中的两个人一早就去了地里，找土豆、胡萝卜和嫩豌豆。我们相当自负，要吃新鲜的，军粮库里的罐头根本瞧不上。两棵花椰菜已经摆在了吃饭间。
卡特动手宰了那两只仔猪。配烤肉，我们想做土豆煎饼，但找不到礤床。这难不倒我们。我们用钉子在罐头盖上砸了很多孔，做成礤床，三人戴着厚厚的手套，以免在礤土豆时伤着手指。另外两个人削土豆皮。动作麻利。卡特打理仔猪、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加了白酱汁。我煎土豆饼，一锅煎四个。十分钟后，我就练得一手绝活：平底锅一甩，颠起一面煎好的土豆饼，在空中翻个个，再用平底锅托住。仔猪是整只烤的。大家围着它，就像围着一座祭坛。
这时客人来了。两个报务员接受了慷慨的邀请，前来就餐。他们坐在有架钢琴的客厅里。一个人弹琴，一个人唱起了《威悉河畔》。他唱得动情，尽管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口音，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晚餐时，还是动了心。我们逐渐感觉到一场猛烈的袭击正在逼近。侦察气球定位了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我们将遭到炮轰。那是些该死的小型炮弹，洞打得小，爆炸飞散的范围却又低又广。它们越来越近，在我们四周嘶叫，但我们不能丢下美味佳肴。
炮弹不管不顾地发射，有几块弹片从上方射进厨房的窗子。仔猪很快烤好，煎土豆饼却有些麻烦。炮火十分密集，弹片不断地射到厨房的墙上，又呼啸着穿过窗户。一听见那东西嗖嗖过来，我就赶紧端着锅和饼蹲下，缩到窗下的墙边，之后再立即起身，继续煎饼。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做得差不多了，准备组织撤退。第二次轰击过后，两个人端着菜锅跑出去，冲过五十米，到了避弹所。我们看到他们一溜烟不见了。
又是一次轰炸。大家都蜷缩着身体。接着，有两个人小跑出去。他们每人拿着一大壶上等咖啡，在第二次轰炸来袭前，到达了避弹所。现在，卡特和克罗普端起了那件杰作：大平底锅里的两只烤成棕色的仔猪。一声大吼，一个下蹲，两人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我留下来，煎好了最后四块土豆煎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趴在地上，但多煎了四块煎饼也值，这毕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随后，我拿稳了摞着高高一摞土豆煎饼的盘子，紧紧贴在门后。咝咝，噼啪——我抱着盘子，捂在胸口，冲了出去。马上要到达避弹所时，有个呼啸声越来越响。我像只逃跑的鹿，绕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台阶上滚下去，擦伤了双肘，但土豆饼一块都没掉，甚至连盘子也完好无损。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六点。接着我们喝咖啡，喝到七点半——军粮库里军官们喝的咖啡。还抽了军官们抽的雪茄和香烟——同样来自军粮库。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十点左右，我们把仔猪骨头扔到了门口。随后是白兰地、朗姆酒——同样来自上帝赐福的军粮库。接着又是长时间抽雪茄。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的雪茄。加登宣称，我们只缺一样：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然而这是糟糕的一夜。我们吃得太油腻，新鲜的乳猪刺激了胃肠。避弹所里的人一直出来进去，总有那么两三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己跑了九趟。将近凌晨四点时，我们创下了纪录：十一人，包括哨兵和客人，全都蹲在外面。夜里，燃烧的房子像一支支火炬。炮弹轰轰飞来，落在地上爆炸。运弹药的车队疾驰在公路上。公路一侧的军粮库炸了。司机们不顾横飞的弹片，蜂拥着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不吭声，随他们抢。要是我们多话，准会挨顿毒打，但我们有别的办法。
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哨兵。由于懂规矩，我们带了些罐头过去，换我们没有的东西。这有什么！——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们从库里拿了些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卡特说，巧克力治跑肚很有效。就这样，我们在吃喝闲逛中度过了将近十四天，没人打扰我们。村庄在炮火中渐渐消失。而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军粮库不被炸光。我们只想一直待下去，直到战争结束。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清理一个村庄。路上，我们遇见了被驱逐的逃难村民。他们把家当放在手推车、儿童车里，或扛在肩上。他们佝偻着，满脸忧伤、绝望、慌张和屈从。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有几个被年龄稍大的小姑娘牵着，磕磕绊绊，不时回头，有的孩子还抱着破旧的玩具娃娃。人们沉默着从我们身旁经过。
我们列队前进。法国人不会轰炸一个还有同胞的村庄。但没几分钟，空中就嘶吼起来。大地震颤，喊声一片——一颗榴弹击中了我们的队尾。我们马上解散，卧倒。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紧张感，在炮火中下意识帮我正确行动的紧张感。“你完蛋了”的念头，带着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一闪而过——接着，我的左腿受了一击，就像挨了一鞭。我听见了艾伯特的叫声。他就在我身边。
“快跑，起来，艾伯特！”我咆哮着。我们正趴在没遮没拦的田野上。他蹒跚着起身奔跑。我跟在一旁。我们必须翻过比我们还高的灌木丛。克罗普抓着树枝，我抱住他的一条腿，他大叫了一声，我一发力，他翻了过去。随后，我纵身一跃，落在了篱笆后的池塘里。我们满脸的浮萍和泥浆，但这倒是很好的掩护，于是我们泡在齐脖的池塘里，呼啸声一来，我们就一头沉入水中。
上上下下十几次后，我有些厌烦。艾伯特也呻吟着说：“咱们还是走吧，否则我会跌倒淹死。”“你伤到哪儿了？”我问。“我想，是膝盖。”“还能跑吗？”“我想——”“那就跑吧！”我们跑到公路边沟，又沿着边沟猫腰继续跑。炮火尾随着我们。这条路通向弹药库。要是弹药库爆炸，我们都是死路一条。于是我们改变线路，在隐蔽处跑过田野。
艾伯特越跑越慢。“你快跑，我跟着你。”说着，他栽倒在地。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他说：“站起来，艾伯特。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走，我扶着你。”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小的避弹所。克罗普一下子瘫倒了。我给他包扎了伤口。他膝盖附近中了弹。接着我看了看自己：裤子上全是血，一条胳膊上也是。艾伯特用他的绷带给我包扎。他那条腿已经动不了了。我们俩都有些惊讶，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能是恐惧的催逼。即便被炸掉了双脚，我们仍能过来——拖着我们的残肢奔跑。
我还能爬点路，于是我爬出去，拦住一辆带栅栏的板车，带走我们。车上满是伤员，还有个下士军医。他在我们胸口打了破伤风针。我们被安排在野战医院两张并排的床上。我们贪婪又轻蔑地喝光了稀汤。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这会儿，我们毕竟饿了。“这下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但愿。”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伤得怎么样。”疼痛越来越厉害。绷带像着了火。我们喝着水，喝着水，一杯接一杯。
“我的伤离膝盖几厘米？”克罗普问。“至少十厘米，艾伯特。”我答。事实上或许三厘米。“我已经想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是他们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我们心事重重地躺着，等待着。晚上，我们要被拉到“屠宰场”。我吓坏了，赶紧考虑该怎么办。谁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人截肢。大批伤员涌入时，截肢比复杂的修补简单得多。我想到克默里西——他们休想用氯仿麻醉我，不然我就打烂他们的脑袋！
还算顺利。医生来回拨弄着我的伤口。我疼得两眼发黑。“您别这样。”他一边数落，一边继续剜。器具像邪恶的野兽，在刺眼的灯下闪着光。疼痛难以忍受。两名男护工牢牢按住我的胳膊，但我还是挣脱出一只，准备揍向医生的眼镜。他察觉了，跳到一边：“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我冷静下来：“对不起，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但您别给我打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笑了，又拿起他的工具。他是个金发小伙子，最多三十岁。脸上有几道疤，戴着叫人讨厌的金边儿眼镜。我看他就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在我的伤口上剜来剜去，还不时从眼镜上方瞟我。我双手紧紧攥住把手。我宁可疼死，也不能让他听见我吭一声。他夹出一片弹片，丢给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接着他细致地给我上好了夹板，说道：“明天你可以回家了。”我打上了石膏。又碰见克罗普后，我对他说，明天很可能有趟伤员专列。
“我们得跟上士军医说说，把我们安排在一起，艾伯特。”两根裹着商标的雪茄和几句妥帖的话，成功搞定了上士军医。他嗅了嗅雪茄，问道：“这种成色的还有吗？”“还有一大把。”我说，“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希望明天能从伤员列车的车窗内递给您。”他当然心领神会，又嗅了嗅雪茄说：“就这么办。”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我们的担架停在了火车站。我们等火车。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被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小时。上士像母亲般照顾着我们，这让我感觉不妙，却并不想改变计划。我递给他一支雪茄作为预付，顺便让他看了眼那包东西，为此上士为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该死的命运。我们肚子里装的是米糊和野战医院的清汤寡水，可我们的袋子里却装着猪肉罐头。所幸我们身体虚弱，无力惋惜太久。列车一早进站时，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关照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车厢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在下铺。我被抬着，准备安排在他的上铺。“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突然脱口而出。“怎么了？”护士问。我又瞅了眼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亚麻床单，干净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熨烫的痕迹。而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六周，肮脏不堪。
“您自己不能爬上去吗？”护士担忧地问。“倒是能。”我流着汗说，“您还是先把床单撤掉吧。”“为什么呢？”我看上去像头猪。真的躺上去？——“那准会……”我犹豫着说。“有点儿脏？”她鼓励地问道，“这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洗干净。”“不，不是——”我有些激动，无法应对文明的冲击。“您都能躺在前线战壕里了，我们当然也能洗一条床单。”
我看着她。她既年轻又迷人，就像这里的一切，洁净细腻。这一切不光为军官——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尽管如此，女人仍是出色的拷问者。我必须老实交代：“只是因为——”我顿住。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只是因为什么？”“因为虱子！”我终于大吼出来。她笑了。“虱子也要过几天好日子。”我释然了，爬上床，钻进被子。有只手在被上摸索。是上士，他拿走了雪茄。一小时后，我们意识到火车在向前行驶。
车厢后部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灯走进来，看见了我。“他从床上掉下来了——”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没有。”我承认。“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这时艾伯特出手了。他不太害臊，凡事也无所顾忌。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护士，他要——”就连艾伯特也不知如何得体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需说一个字，但在这儿，面对这样一位女士——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情形，流利地说完了他的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为了这，您不必带着石膏从床上滑下来。您究竟要什么？”她转向我。
这个新措辞让我受到致命惊吓。我根本不知如何用术语说出那件事。她来帮我。“大的还是小的？”真丢脸！我像只猴子般冒着汗，尴尬地说：“哦，只是小的——”无论如何，还算走运。我接过一个瓶子。几小时后，我不再是唯一的一个。到了早上，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再羞于说出自己的需求。列车行驶缓慢，有时停下来，抬下去几个死人。列车时常停下来。
艾伯特在发烧。我不好不坏。伤口很疼，但更糟的是，石膏里可能有虱子，痒得厉害，又不能去挠。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风景静静掠过窗外。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听护士说，艾伯特因为发烧，要在下一站被抬下去。“火车的终点站是哪儿？”我问。“科隆。”“艾伯特，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等着瞧！”
护士来巡视时，我憋了口气，让气冲到头上，涨得满脸通红。她站住了：“您很疼吗？”“是的。”我哼哼着，“突然疼起来。”她给了我体温计，继续去巡视。要是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卡特的弟子。这些军用体温计测不出谁是有经验的老兵。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待在细管子上，不会掉下来。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地弹它，再拿出来往上甩甩。升到37.9℃，这还不够。我小心地擦着一根火柴，放在它旁边。38.7℃。护士回来时，我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用呆滞的双眼瞪着她，不安地辗转低语：“我实在受不了了——”她在字条上记录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被无缘无故解开。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我们住进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在同一间病房。这很幸运，因为天主教医院以医疗好、伙食好闻名。列车上下来的伤员填满了医院，其中许多人是重伤。我们今天没能检查，因为这里的医生太少。走廊里不断推过装有橡胶轮子的平板车。车上躺着直挺挺的人。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姿势——四肢僵直——睡觉时兴许还好。
夜里十分嘈杂。没人睡得着觉。我们凌晨才勉强打了个盹儿。天亮时我醒了，见房门开着，听见走廊有动静。其他人也醒了。有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解释说：“护士们每天早上会在这层的走廊祈祷。她们叫它晨祷。她们开着门，是为了你们能分享天主的恩宠。”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正骨头疼、脑袋疼。“瞎胡闹。这才刚刚睡着。”我说。“楼上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在这儿做。”他说。
艾伯特呻吟起来。我顿时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静点！”一分钟后，来了个护士。她穿着黑白制服，像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温套。“请您把门关上，护士。”有人说。“因为晨祷才开着门的。”她答道。“可我们还想睡觉呢——”“祈祷比睡觉好。”她站在那儿，无辜地笑着，“再说已经七点了。”艾伯特又呻吟起来。“关门！”我呵斥道。她惊了，看样子她根本无法理解：“可这也是为您祈祷啊。”“随便！关门！”
她消失了。门还开着。连祷[11]又响起来。我愤怒地喊：“我现在数到三，你们要是不停，我就摔东西。”“我也是。”另一个人声明。我数到五。接着抓起我的瓶子，瞄准，扔出门外。走廊里，瓶子碎了一地。祈祷停止了。护士们蜂拥进来，克制地责备着。“关门！”我们喊道。她们溜走了。刚才那个矮个子护士走在最后。“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关上门。我们胜利了。
* [11]神父领祷，信徒按格式回答。
中午，野战医院的监察员进来训斥，拿禁闭之类的惩罚威胁我们。可野战医院监察员和军粮库监察员一样，虽然佩着长剑，戴着肩章，却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连新兵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由着他说，看他能拿我们怎样。“谁扔的瓶子？”他问。我还没考虑好是否要交代，就有个人说：“我！”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于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您？”“是我。当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被无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说得像念书。“您叫什么名字？”“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监察员走了。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修女们更为可靠。她们懂得怎么照顾伤员。但我们更希望她们能风趣点。当然，有几位修女很幽默。她们非常出色！有谁会不愿为利波缇娜[12]修女效劳？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远远看见她，她的热情就能传遍整个病区的侧翼。这样的修女还有几位。为了她们，我们愿意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里，修女们直接拿我们当普通人。相反，一想到卫戍部队医院，就让人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康复。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知道内情：“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进了‘死人屋’。”“‘死人屋’是什么？”克罗普问。“就是临终病房。”“临终病房又是什么？”“楼道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谁快不行了，就送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大家都叫它‘临终病房’。”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把人送去以后，她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了。那间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尸间的电梯。可能这么做，也是不希望他们死在大病房里影响别人。他单独躺着，也更好照看。”“可他本人愿意吗？”约瑟夫耸耸肩：“他们通常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意识了。”“所有人都知道吗？”“待得时间长，自然会知道。”
下午时，一个人被抬到弗朗茨·韦希特的床上。没过几天，这个人也被拉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病房里不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时常，有些亲属在床边哭哭啼啼，或轻声说着难为情的话。有个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让她整夜守在这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来，却还是来得太晚。她走到床边时，床上已经躺着别人。她去了停尸间，手里的苹果送给了我们。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说我的骨头没有愈合。有个人很倒霉，骨头长得不对，只能打断重接。主任医师来查房时，发现我们新来的人里有两个扁平足。他十分兴奋：“我们把它治好。”他说，“只要做个小手术，您就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您记一下。”
他刚一走，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说：“你们可千万别做这个手术！这个老头儿是个科学狂人，对他能抓去手术的人一律十分野蛮。他给你们做完手术，你们确实没有扁平足了，可你们换来了畸形足，这辈子都要拄拐杖。”“那可怎么办？”一个问。
“就说不干！你们是来治枪伤的，不是来治扁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没有扁平足吗？有。你瞧！你们现在还能跑。可要是让那老头儿动了刀，你们就变成了残废。他需要的是能做实验的兔子。对他和所有医生来说，战争简直是他们的辉煌岁月。你们去下面的病区看看，他手术过的十来个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比开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还绑着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们去打断骨头。每次他都声称手术成功。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说不，他就不敢动手。”
“啊，老天！”两人中的一个厌烦地说，“好在是脚不是头。谁知道再上前线会遇上什么？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脚总比死了好。”另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叫人把他们带到楼下。又是劝说，又是呵斥，好说歹说，直到他们默许。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小卒，而他是个高级动物。他们回来时打过麻药，绑着石膏。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一辆新的运输车抵达医院。两个盲人被安排在我们病房，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音乐家。护士们给他喂饭时从来不用刀叉。他曾从护士手中夺走过一回，可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出了岔子。吃晚饭时，护士在他的床边被人叫走，盘子里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紧它，使出浑身力气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脏。接着他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儿砸向叉柄。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齐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并不锋利的叉子已经深深插入他的身体。一整晚，他都在骂我们，闹得人无法入睡。早上，他喊叫着浑身痉挛。
又多出一张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惧、呻吟和垂死的呼噜声中一天天过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里死在了我们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护士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可有一天，门突然开了，一辆平板车被推进来。车上笔挺地坐着苍白消瘦、满头蓬乱黑鬈发的彼得。他凯旋而归。利波缇娜修女容光焕发，推他到原先的床边。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可他从临终病房回来了。他环顾四周：“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他还是头回见到。
有几个人逐渐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拐杖，想来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为我受不了在房间走动时，克罗普投来的目光。他总是奇怪地盯着我。所以有时我溜到走廊——那里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病房下层住着腹部中弹、脊柱中弹、头部中弹和双臂截肢的伤员。楼道右翼住着颌骨中弹，毒气中毒，鼻子耳朵中弹和脖颈中弹的。左翼住着眼睛中弹，肺部中弹，骨盆中弹，关节中弹，肾脏中弹，睾丸中弹，胃部中弹的。人浑身都能中弹。这一点，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知道。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皮肤惨白，四肢僵硬。最后活着的——活了很久——只剩下眼睛。有些伤员凌空架着受伤的四肢，伤口下放着盆，脓水滴在盆里，每隔两三小时清空一次。有的人被绑在床上，几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边。我见到肠子部位的伤口里往往塞满粪便。医生的助手给我看X光片，上面是被彻底炸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人们无法理解，这些残破肢体上的一张张脸，仍旧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而这只是一家野战医院，一个病区——德国有成千上万，法国有成千上万，俄国有成千上万。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那么书写、行为、思考，全是彻底的徒劳！如果几千年的文明根本无法阻止血流成河，阻止痛苦的徒刑，那么一切都是谎言，都无足轻重。唯有野战医院，指明了什么是战争。
我很年轻，才二十岁。我对生命的认识，唯有绝望、死亡、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人民沉默、无知、愚蠢、顺从，无辜地互相杀戮。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好让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而在这里、那里，在全世界，我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看着这一切；我们这一代人都和我一样，经历着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们站起来，走到父辈面前，要求清算，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来临，他们还对我们有什么指望？几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杀戮——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我们对生的认识局限于死。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病房年龄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腹部受了重伤，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十个月，几星期前才有所好转，能佝偻着身子一瘸一拐地走路。这几天他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小镇写信来说，她攒够了路费，要来看他。她已经在路上，不知哪天就会出现在门口。莱万多夫斯基已经激动得吃不下饭，甚至连红菜配烤肠也吃了几口就送给别人。
他经常拿着信，在屋里转来转去。那封信，每个人都读过十几遍。甚至邮戳也不知查验了多少次。信上沾满油污和手印，已经模糊不清。可不该来的也来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又要躺回床上。他已经两年没见过他妻子了。这期间，她生了个孩子。她会把孩子也带来。可莱万多夫斯基却忙活着别的事。他曾经希望他妻子来时能获准外出。这明摆着：见面固然好，可是跟妻子久别重逢，如果可能，当然还想干点别的。
莱万多夫斯基就这件事和我们长谈了几小时。在部队里，这件事算不得什么秘密。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中能出去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个完美的角落，还有草地和公园，没人打扰。有一个人甚至知道一间小屋。可这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躺在床上，忧心忡忡。要是他不得已错过这件事，他整个人生都毫无乐趣。我们安慰他，答应设法成全他。
第二天下午，他妻子来了。她是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长着双怯生生、滴溜溜的鸟眼。她披着件镶边带飘带的黑斗篷，天晓得，她从哪里继承了这件东西。她嘟囔着什么，害羞地站在门口。她被我们六个大男人吓坏了。“玛尔雅，”莱万多夫斯基说着，动了动喉结，拼命咽了口口水，“放心进来吧，在这儿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她绕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接着给大家看那个孩子。孩子已尿湿了尿布。她从她绣着珠子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就这样，她克服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说起话来。莱万多夫斯基特别心急，他总是极其沮丧地用他那双滚圆的鱼眼瞟着我们。时机正好。医生已经查过房，最多会有个护士过来看看。有个人又出去侦察了一番，回来后点了点头：“连个鬼都没有。跟她干吧，约翰，快点。”
两人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句。女人红了脸，难堪地仰起头。我们善意地咧嘴笑着，做了个轻蔑的手势，表示别有什么顾虑！让乱七八糟的偏见见鬼去吧！偏见是为其他年代制造的。这里躺着木匠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打残的士兵。那是他妻子，谁知他何时能再见到她。他想和她亲热，他该和她亲热，就这么简单。两个人站在门口。万一护士来了，他们可以拦住、缠住她。他们愿意守上大约一刻钟。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卧，因此有人抓起几个枕头垫在他背后。艾伯特抱起了孩子。我们微微转过身。那件黑色的斗篷消失在被窝里。我们高声谈笑，叫嚷着打起了斯卡特牌。一切顺利。我抓到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我们差不多打了一圈，几乎忘了莱万多夫斯基。过了一会儿，孩子哭起来，尽管艾伯特绝望地抱着晃来晃去。我们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抬起头，看见孩子已经叼着奶瓶，躺在妈妈怀里。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我们现在就像个大家庭。女人变得活泼起来，莱万多夫斯基流着汗，容光焕发地躺在床上。他打开绣花提包，露出几根上好的香肠。莱万多夫斯基拿着一把刀，就像拿着一束鲜花，把香肠切成小块。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向我们——那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就挨个走到我们面前，微笑地看着我们，递给我们香肠。她现在看起来真美！我们叫她妈妈。她很高兴，为我们拍打着枕头。
几星期后，我开始每天早上去赞德学院[13]。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绑着练习运动。胳膊早就好了。从前线开来新的运输车。绷带不再是布的，而是一种白色的绉纸。前线的绷带已经极其紧缺。
* [13]瑞典医生古斯塔夫·赞德（Gustav Zander，1835—1920）创建的运动医疗机构。
艾伯特恢复得很好，伤口已基本愈合。几周后，他会去假肢站。他依旧很少说话。比起以前，他严肃了许多。说话时，他时常中断，独自凝神。要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早就自行了断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时，他也看着我们打斯卡特牌。我得到了疗养假。我母亲不希望我离开。她很虚弱，病得更重了。之后，连队派我开赴前线。和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告别十分艰难。但在部队，日子一天天过去，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