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复仇女神的地位

       或许历史的粗手受控于一种非常敏锐的现实意识，相形之下，哲学家则缺乏这种意识，从而为其当如何称号这样的细枝末节争吵不休……无论如何，我们考察过的这四位人物，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来说已经够了，因为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个存在主义的通论或纲要，毋宁是讨论下面这个更加中心的问题：存在主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存在主义抗议的实质在于理性主义能够弥漫整个文明，使得处于这种文明影响下的个人越来越不思想，甚至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思想了，理性主义只要支配着生活本身据以运行的基本方式和常轨，它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但是，成为存在主义靶子的，与其说是理性主义，倒不如说是“抽象性”；现在，在这讲求技术和官僚政治的时代，生活的抽象性确实也值得认真考虑。
       几年前，当电视转播一次月食时，E·B·怀特在《纽约人》杂志上撰文说，他感到历史上某个急剧转折时刻已经到来：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象”……我们却为我们的时代造出了一种新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带有群众性质；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既然卓绝地控制着科学技术，便可以提供一套现成的映象来取代实在的事物，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大学里的青年学生，而是为了千百万民众。我们走上非真理的旅程比基尔凯戈尔想象所及的还要远些。
       尽管现代生活的理性秩序极大增强了，但是，在“合理的”这个词的人性意义上，人却一丁点也没有变得更加合理些。完全的理性甚至可能同精神病也并非不相容。其实，精神病甚至很可能就是由完全理性一手造成的。
       或许会有人提出反驳说，对我们时代的人类可能出什么事这样一种恐惧——就当今而言，就是对原子灭绝人类这种特殊恐惧——是一项经常出现的事件；人类在每个时代都曾有过这样一些恐惧，但却还是设法从种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中继续生存下来了。
       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当它建国时，适值历史意识的灵光非常强烈的时代，它不是从它自己的史前史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再说，它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全盛时期建立起来的，而且还是由分享那个时期清楚明白理性的人们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土地在美国人看来，像是一块有待征服的异在的荒野，一种充满敌意的、与他自己相对立的东西，而不是他自己及其制度所谓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东西。由于在史前史和潜在无意识方面缺乏欧洲人那样的根，美国人在意识方面，尤其是在实用意识方面，表现出一种今人羡慕的自由和灵活性。但是，著名的美国式的“天真无邪”也就随之而来，所谓“天真无邪”，用哲学术语讲，简单说来，就是指对人类实在很有问题这一点一无所知这么一种性质。
       存在主义是终于达到的以哲学方式表达出来的反启蒙思想；它比其他任何哲学都更能推证出：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浅薄的、抽象的，并且因此也是危险的……人的有限性，像海德格尔所确立的，或许就是对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致命打击，因为承认这种有限性就是承认人将始终既生存于真理中又生存于非真理中……因为乌托邦主义……都由于把人的意义放到了将来，而使此时此地的人类以及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意义。存在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要给人一种意义的话，那就必须是此时此地的。要彻底想通这个见解，就得彻底改造西方思想的整个传统；觉悟到人类的一切真理都必然不仅对着四周的黑暗闪耀，而且这些真理甚至充满着它自己的黑暗，这种认识可能会让人泄气，不只是对于乌托邦主义者才是如此。但是，这种认识也有个优点，这就是他把人的环抱着万物的原始神秘意义又归还给了人；人的闪闪发光的技术世界已经使他远离了这种神秘意义，可是他若是失去了这种意义，也就不再是真正的人了。
       同传统哲学，或同其他当代哲学学派相比，存在主义，如我们所见，企图把完整的人——整个日常生活场景里具体的个人，连同他的全部神秘性和可疑性——带进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差不多全都把人设想成一个认知主体，设想成一个登记感觉材料，制造命题，进行推理，并且寻求理性知识确定性的理智，而不是把他设想成一个处于这一切表面形式之下的人，一个有生有死、受苦受难的人……完整的人若是没有诸如死亡、焦虑、罪过、恐惧和颤抖以及绝望之类很煞风景的事，也就不再完整了……当然，逃避复仇女神最简易的方式，我们想，大概就是否认她们存在这一招了。
       同理性主义的传统相反，我们现在知道，使人之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毋宁说理性是那真正使他成为人的东西的结果；因为正是人的存在这个自我超越着的自我锻造了理性，使它成为自己的筹划之一。人的理性就其本身而言也特别地具有人性（很可能跟他的艺术和他的宗教一模一样），因而也应当受到尊重。凡是理性长期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价值——在自由主义、智能、正经合理的人生观等名下的一切事物——我们都极想保留下来并且让它们发扬光大，尽管现代生活非常混乱。但是，相对于隐蔽的生命力量，这些合理的理想该是多么地靠不住呀！而且，对于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人来说，它们真正代表的又该是多么微小的一部分！经过20世纪发生过的这一切，难道我们还需要别人来说服我们相信这些吗？我们必须在这一小部分和我们的整体之间签订一项工作合同，但是要签订合同就需要妥协，要求双方都放弃一些东西，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在其光明的中心也有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