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有表达认知的权利

在前文中，我介绍了米兰达·弗里克有关认知不公的概念——具体来说是“证言不公”。这个概念指的是，由于在相关知识领域（例如，她的身体体验、疼痛、疾病等），人们对社会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例如，黑人女性）存在歧视，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作为那个领域中的知情人，她遭到了不公平的反驳或无视。我在这里介绍的“认知权利”的概念显然与“证言不公”的概念密切相关，它们虽然不同，但又是互补的。“证言不公”表现为，处于弱势的说话者被不公平地忽视——通常是在她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后，而“认知权利”则表现为，一个有特权的说话者专横地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认知权利”是“证言不公”常见的前兆和原因。
在其他情况下，认知权利的表现可能会导致处于弱势的说话者决定在谈话中不发表意见，虽然她原本想发表意见，而且这个意见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就会经常构成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所说的“证言窒息”（testimonial smothering），即说话者预判到，她的话不会被合理接受，反而可能使她处于“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于是选择自我沉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其证言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从她这样的说话者嘴里说出来就是不安全或危险的。她选择自我沉默，可能是因为像她这样的说话者如果敢说任何话，或者敢打断男人的夸夸其谈，就会陷入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一个男性说教者几乎是不容被打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