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

自序
我们所处的时代，除去一些“年抛型”或者寿命更短的议题（或者叫“梗”），其实还有很多古今中西相通的问题要面对。本书中尝试去讲的国家事务的讨论方式、在上者对信息的获取、传统财政的困局、专业化外交思考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被家事影响的国事、人事纠纷引发政治恶果……诸如此类，大概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东方的事情。
从此君王勤早朝
御门听政
从康熙帝之后，御门听政的地点是在宫中的乾清门外。这也是前朝与皇帝起居的寝宫之间的分界线。从雍正到咸丰，清朝皇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西郊圆明园度过，他们在那里避暑，也在那里听政。只不过，听政地点是在园中的勤政殿，御门听政就变成了御殿听政。
御门听政是一项正式的朝会活动，它的程序和礼仪，都有严格的规范。参加者包括内阁大学士、学士，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这些中央部院的堂官（部长级）与司官，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小九卿衙门的官员，都察院这一监察机构的官员。每逢御门听政之日，乾清门正中间设御榻、御案，各部院的大小官员，在清早齐聚于午门之外，先在六点十五分（冬季为七点十五分）进到太和殿东侧的中左门等候，再于七点整（冬季为八点）进至中和殿西侧的后左门，只等值日的侍卫前来传旨，然后前往乾清门广场的东丹墀下朝西站立。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官员。待皇帝到来升座，侍卫在丹陛石栏的两侧立定，起居注官上至屋檐内御案的右侧站立。这时，皇帝和众臣就位，开始正式的听政程序。
时间是清晨，地点在户外，内容为各部向皇帝报告奏章
所谓的奏章，是指题本和奏本，它们从明朝延续而来，奏本偏大臣私事，乾隆时期就被废止；题本偏衙门公事，一直使用到1901年。御门听政时奏报的，主要是题本。雍正朝之后修纂的《会典》告诉我们：在京衙门的题本，直接送至内阁（外省的要先送通政司），由内阁拟订处理意见，称为“票拟”，然后再交皇帝核可，并将票拟的意见以朱笔“批红”，即可发下执行。可见，在雍正朝以后，题本可以经由内阁票拟——皇帝裁决的模式进行处理，根本无须各部公开呈报。这样一来，御门听政时，由各部院轮流报告奏章，似乎就失去了商议朝政的真正价值。既然在报告之前奏章都已经有了内阁的票拟意见，听政就变成了程式化的例行报告会。
原来，皇帝在阅看内阁对题本所做的票拟之时，会对一些处理意见产生疑问或者持保留看法，他不会当即批准票拟的意见，而是将奏章折角放在一边，称为“折本”。在御门听政时，大部分奏章都已通过了内阁票拟和皇帝批准的程序，并无悬念，而折本的最后处理却还有变动的余地。处理折本，是御门听政的一项主要任务。与一般奏章不同的是，折本不由作者单位来奏报，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学士亲自奏报，皇帝当场给出裁示。
在康熙、雍正年间，除了题本、奏本这种早已程序化的公牍之外，另外出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公文书，称之为“奏摺”。奏摺也是折叠的册页，但篇幅简练，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保密性强，由上奏人写好之后，通过专人呈送到奏事处。奏事处就在宫中乾清门附近，距皇帝的起居之所只在咫尺之间，保证他能第一时间拆阅奏摺。奏摺不曾经过通政司和内阁之手，也就避免了机密泄露的弊病。奏摺的内容是私密的，当然不会借助御门听政来商讨，但是奏摺的采用，压缩了题本和奏本的空间。此前经由题本和奏本汇报的政务，开始有一部分借助奏摺来传递。奏摺的私密性也使得皇帝对它越来越青睐，以至于寻常政务也开始采用奏摺报告。
如此一来，题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只要循章交由内阁票拟就行，皇帝的保留意见和疑难随之越来越少，御门听政失去了实际的功效，而慢慢变成一种象征，它昭告天下臣民，皇帝勤于理政。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政务大多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处理，只剩下极少数的疑难题本，也就是折本，尚待皇帝在御门听政时，当面给出指示。御门听政的频次，变成了视疑难题本的累积数量来决定。嘉庆朝就明确规定：皇帝折本发下内阁，积累到十一二件，就要举行御门听政。
康熙年间的《会典》说，御门听政每天举行（实际上不可能）；到了乾隆年间，根据《实录》的记载：皇帝在位六十年，总共举行过七百零五次的御门御殿听政；而到了咸丰年间，皇帝在位十一年，总共只有四十七次的御门御殿听政，平均每年还不到五次。乾清门外的听政，完全成了君臣的鸡肋任务。
导致御门听政频率锐减的缘由，除了缺少实际价值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皇帝与朝廷大臣的清晨被另一种形式的早朝占用，他们不可能再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别的朝会。这种新的早朝，以奏摺处理为核心任务，它规模小、人数少、程序简练、效率极高，实际作用也更大。
奏摺与朝会
随着奏摺数量的增加，皇帝亟需有人从旁辅助，帮他草拟对应的指示，或者接受他的咨询，给出合适的建议。这一群人，慢慢固定下来，称为军机大臣；他们办公的场地，叫做军机处，靠近皇帝的起居之所，就在乾清门外的西侧。
奏事处为京城众多机构排出了值日单，其中，文职衙门以八天为单位进行轮值；武职和八旗衙门以十天为单位进行轮值。〔6〕各机构在轮值当天递送奏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加塞，称为“加班奏事”。与值日递摺相对应的程序，叫做“递膳牌”。轮值衙门的部长们，在当天递上写有自己头衔和姓名的木头签，宗室用红头，其他人用绿头，皇帝用早膳时，会留下想见的大臣的膳牌，等稍后进行咨询，详细了解情况。
京城的奏摺有可能得到几种处理：第一种，皇帝对奏摺进行朱批，这些经过朱批的奏摺会交给军机大臣，直接照批示办理就行。 第二种，大部分的中央各部门奏摺，实际上是一些情况通报或者就交办事宜给出建议。对于这些奏摺，皇帝主要表达两种意见：“依议”，也就是照办，表示他相信各部的专业意见；“知道了”，告知对方已读。这是两种简单的意见，不用动笔批示，只用指甲在奏摺封面上划痕就行：划一道横线表示“知道了”，竖线表示“依议”。奏事处太监抱着这批奏摺到宫门外，各部早已派官员在那里等候。奏事处太监按照摺面的痕迹，宣布某某奏摺“知道了”，某某奏摺“依议”，交给各部官员带回执行。〔7〕 第三种，皇帝看完之后一时不能直接朱批，他必须咨询军机大臣或者找奏事衙门的官员了解情况，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指示。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奏摺，事涉高层机密，或者弹劾高官，皇帝希望暂时保密或将它做冷处理，因而留在内廷，连军机大臣也无法得知其中的详情，这个动作叫做“留中”。 相比较而言，外省奏摺就简单多了。皇帝不能在奏摺上划痕，必须给出书面意见。这些意见，有的直接写在奏摺中间或者结尾；有的篇幅长，他就交代大意，吩咐军机处拟稿、润色，交他审阅后发出，这种机密的发令形式称作“廷寄”。
我们把这个朝会程序简单捋一下，它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京城衙门轮值上奏，官员递膳牌预备召见；二是皇帝阅读奏摺，直接给出批答，或者在军机处辅助下作进一步的处理。如有详细商讨和咨询，都在召见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时一并进行。除了极少数特殊的日子，这些程序每天都必须进行。
制度化的勤政
面对厚厚的奏摺、繁重的国事，皇帝不得不绝早起身、批阅奏摺、接见臣僚。晚清的醇亲王奕譞曾经做过统计：道光帝每天四点三刻左右接见臣僚，咸丰帝在七点左右，而光绪帝为了保持先祖留下的勤政之风，将时间提前到凌晨四点。〔8〕这些都只是接见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的时间，在此之前，皇帝必须看完所有的几十份奏摺，接见时才有得谈。如此一来，他起床的时间就要更早。我们按照合理的阅读速度来推测，皇帝至少要在此之前两小时起床，稍事整理后，就开始阅读奏摺。所有的军机大臣以及当天值日的部院官员，他们要预备皇帝召见，也必须在此之前起床、洗漱、着装、早餐、整理思绪并赶到宫中。保守估计，要耗时一到三个小时不等。皇帝同一帮老臣，每天都在黎明和清晨密集地草拟谕令，发往全国各地，指挥国家的运转。这对于君臣的体力、智力与耐力，实在是一项极高的挑战。
清朝的皇帝确实勤政，这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又怎能容许他不勤政？
面对天颜咫尺间 ——晚清君主的召见
针对其他官员的召见：有的是群体见面，例如吏部、兵部带领引见授官的中下级官员，军机处、总理衙门、吏部引见新考取的军机章京、总理衙门章京、监察御史。这种见面的规模比较大，要排列次序。由于是集体入见，官员通常只能报个履历，也无法与皇帝做深入交谈。因而，这类召见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考察——它宣示了皇帝的人事大权。另一类召见，则是本文要讲的，由皇帝单独召见大臣，称为“独对”，现场一般没有第三人，对大臣来说格外难得。如果皇帝多问上两句，大臣更是将此视为难得的荣宠，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录入日记之中，时时加以揣摩玩味。
除了象征性的意义，皇帝还可借召见对授职官员进行考察，观察他们的面相，检测其知识储备和行政能力。而被召见的大臣大多具有某方面的专长或者行政经验，因此，召见也是皇帝学习知识、扩充储备的机会。在考察和学习的同时，皇帝还能多渠道地了解行政一线与民生实情，避免因信息渠道单一而造成误判。 不同的皇帝，统治术各异，能力也存在高低之别。在召见大臣时，他们有的话多、有的话少，各有自己的兴趣点和侧重点。不过，所有的皇帝都有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
一般而言，皇帝会找翰林出身的官员了解学问，包括诗词文章、本朝掌故、机构运转等；找部院堂官谈论一手政务，例如吏治、钱法、外交。如果召见来京请训的督、抚、藩、臬或其他官员，皇帝会问当地的民情、吏治、刑狱，问来京时沿途景况；如果召见升迁或者外放的京官，皇帝会问他们的出身、中进士的时间、之前的任职履历，甚至具体到籍贯、家人和家乡情况，以体现君主的眷顾。
君王看似九五之尊，乾纲独断，决策不必受人牵制，但权力在手，责任也随之而来。所以也会借召见之机，解释政策，甚至做自我检讨，向外传递信息，希望臣民理解，达到君臣一心的效果。
在遭遇某些低谷的时候，统治者甚至借召见之机，向下“罪己”来化解怨怒。
晚清时期，对外交涉是君主最关心也头疼的问题之一。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是，他们并非闭目塞听，不知外情，他们通常会关注外界，且有着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说，召见是一场信息量巨大的政治行为，君臣之间的问答，考验双方的综合能力。有的君王能通过召见，积累知识，搜集并辨析信息，告诫和笼络臣子，还能传递立场，求得“共情”。
晚清诸位统治者，道光帝喜欢卖弄，但有御下之法。咸丰帝年纪太轻，严重缺乏本朝掌故知识和经世学问，召见时喜欢问问题，却失于琐碎而无章法。相对而言，光绪帝的知识储备尚可，对外心态也比较开放。慈禧太后虽然知识不足，但问的问题常能切中要害，也能给予富有行政经验的封疆大吏和相关专家一定的尊重。
“枢译勇怯无常，国事可知矣” ——晚清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
在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曾经出现过两个极其特殊、重要，且组织架构相仿的中央机构，那就是设立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和设立于咸丰末年的总理衙门。
它们两者有重要的共通之处，即最先皆为应对国家面临的重大情况而成立，但最后却成为常设机构；第二是它们作为最高级别的国家机构，都是“差遣”性质，官员无品秩，属于兼差。
国家机构的设置与变动，往往是为了应对不同时期的需要。然而，机构一经设置，通常会形成特定的利益，会按照制度本身的理路进行演进。
为保密的需要，军机处设置在隆宗门内、乾清门外以西。其官员有两级：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京堂中选充；章京则从内阁中书及各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内考试选用。
政治体制的构架体现相应的政治功能。军机处的设计提示我们，它实际上是最高秘书机关，军机大臣则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和顾问。因此，军机处与内阁在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很不相同。首先，清中期之后的内阁虽也辅助皇帝处理文书，但特点在于先阅，即在皇帝看到题本之前，内阁就已阅读和知晓了其中的内容，并形成初步意见，进行拟批；而军机处与此相反，它的特点在于后阅，也就是重要国事都经由奏摺直接上报给了皇帝本人，在皇帝阅看并形成初步意见后才发下军机处，军机大臣这才能了解到奏摺的内容。当然，若是皇帝认为奏摺内容不便让他人知晓，他还可选择“留中”。在这种情况下，军机大臣就算是后阅也做不到了。 其次，两者在处理政务文书及形成上谕的过程中作用不同。阁臣可根据个人的政治经验和学识，对本章进行票拟，皇帝在看过票拟意见后，以之作为参考或径予批准，内阁的意志就由此转化为国家意志发布实施；而军机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被动得多：奏摺须由皇帝先看并形成初步意见，然后向军机大臣述旨，军机处只需将皇帝意旨撰述成文就行。即便在上谕形成之前皇帝有所咨询，军机大臣在此过程中的主动权，也远不能跟前朝的内阁大学士相比拟，更不能与明代之前的宰相并论。
军机处不但适应了清帝对政务慎密的要求，而且又抽空了大学士的票拟之权，将政务处理权收归清帝所有，故大受皇帝青睐。因此，它虽是为应对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临时机构，但在后来却成为常设部门，业务范围也不局限在军事，而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无所不包的最高秘书机构。
总理衙门从设计上看，是分管外事的秘书机构，但随着中外交涉的增多、洋务运动的开展，它就成了无事不管的超级部门。一切与“洋务”相关的政事，他们都有权通过奏摺进行建策；举凡皇帝收到有关涉外事务的奏摺，也多半交给总理衙门议覆。总理衙门的权力就由此体现了出来。
总理衙门虽是晚清新设的机构，然其脱胎于清代的旧有体制，它对军机处及六部架构的模仿，决定了它的某些致命的短处：军机处是皇帝的秘书机构，而总理衙门则是专管某方面事务的专务部门。前者主要是笔录和撰拟谕旨，后者却必须就所辖事务提出对策，发表意见。故军机处的架构，未必合适于总理衙门。
然而此种权力架构，却能让君王最为放心：分割的权力消灭了单一权臣专擅的可能。但问题是，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意见都可能因争议而作罢，大家也只好选择适中的路线，在旧有的框架中陈陈相因而少有开拓。
“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 ——辛酉政变的玄机
在十九世纪或者整个晚清史上，被称为“政变”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1861年的“辛酉政变”，另一个是1898年的“戊戌政变”。它们都涉及最高权力之争，又发生在天子家族，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他们做了两个月的真宰相，拿了为清朝制度所不容的权力，也终于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
宸翰纶音自宫中来 ——晚清的朱批和上谕
清代的最高政令，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传达：一是君主在臣工奏摺上的朱批，一是另写的上谕。朱批是君主的亲笔，内容简单，偏向口语化，批答后交还上奏人执行。而上谕大部分是针对奏摺的长篇答复——往往因朱批无法全写，故须另外拟旨。还有一部分则是宣布某项政令，而未必与特定奏摺相关。
晚清时期，无论是朱批还是上谕，在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一些变化似乎无关宏旨，有一些则展现出权力结构的变迁，也影响着政治的走向。
等到1873年初同治帝亲政，皇帝开始亲理朝政，一切恢复旧制。
“阅后即付丙” ——军机章京的秘密通信
由于军机处掌握着王朝最为核心的信息，针对它的保密措施也就分外严格。军机处之外有御史巡查，使一般人难以靠近。一些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有写日记的雅好，但以流水账居多，想从中看到宫廷秘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与同僚之间往来的书信，也往往公事公办，一旦涉及机密，都会在末尾加上“付丙”字样，嘱咐对方阅后即焚。如果收信人看完后没有烧掉，有幸遗留至今，就会为我们提供当时政局民情、高层动态的难得片段。
“军机、总署各衙门差使，均宜得一二处” ——晚清官场的“鬼使神差”
多年以来，京城里面内阁、六部衙门的司级官员，很多都是靠买官得来。即便是科举佼佼者云集、专门负责人才储备的翰林院，也因为录取过多，进馆之后督查不严，导致人数倍增而难以升迁。京城的官场显得异常拥挤，想要晋升，除非有别的渠道，也就是办差使、得保举。其中，有四种最优的差使，分别被称作帝师、王佐、鬼使、神差。
四者之中，帝师比较好理解，就是翰林院系统的官员做了日讲官，名义上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优遇，这当然是一项美差；王佐就是王爷的帮手，这是因为恭亲王奕訢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并且管理总理衙门，他的帮手也就是军机章京和总理衙门章京；鬼使则是出使西洋和日本的外交官，当时人管外国人叫“鬼子”，派遣出洋的公使、参赞就成了“鬼使”；神差，是指神机营差使，所谓神机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成立的使用洋枪的禁卫军，这支军队长期是由奕譞，也就是后来光绪帝的生父管理，在里面当差，也能获得优遇。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针对中下级京官的晋升阶梯，尤其对于那些新入仕途的进士；对于部长级别的官员就不那么管用了。四种差使中，帝师专门针对翰林，数量少，神差则面向满人，适用面非常有限
晚清正是内外事务大量用钱的时代，并且用钱的需求十分迫切。从咸丰朝开始的每一个十年，清朝都会遭遇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水旱灾害或者大饥荒，还要办理海防、编练海军，这些都是用钱的大项，朝廷只得大开捐例。这就导致捐纳的候补官员大规模增加，有些人甚至能获得实缺，进而堵塞科举正途出身官员的上升通道。一些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开始考虑捐纳，以便获得一些优先班次，铺就自己的上升之路。
与捐纳同时出现的，还有军功保举。大规模的内外战争，会造就大规模的军功阶层。每当战事告一段落，大批要求军功保举的名单就会送到御前。这些保举落实下来，往往是授官、升等、封赏。这样，又挤占了原本就不多的缺额。
成为“王佐” ——总理衙门的考卷
中国可谓考试历史最悠久、制度最繁密的国度。百余年前的清朝，读书人要获得正途出身从而进入仕途，大体上要陆续经历县府考试、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朝廷钦派正副考官的各省乡试、礼部主持的会试、名义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后还有供翰林院选才的朝考。考试形式有四书文、五经文、诗、赋、策问各式不同的文体。每次考试，短则全日，长则九天。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立的外事机构，以应付《天津条约》后公使驻京的新局面。这一机构由恭亲王奕訢管理，在四十年内，所辖事务逐渐扩及教务教案、海防购械、公使出洋、海关关税、新式教育、中枢的电报收发及铁路、矿务、外债等其他一切涉洋事务。与军机处一样，总理衙门官员分王大臣、章京两级，皆属差使。其中，章京从内阁中书、六部司官中考选，负责奏摺、信函、照会等署内一切文书的草拟及电报翻译，分英、俄、美、法、海防各股办事，额定员数四十八人，另有四位“总办章京”，主持署中日常事务。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1898年，光绪帝下诏求贤，频繁召见各地荐举的人才，将其中一些人直接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头一个就是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这位南海圣人希望皇帝能将他置诸左右，以备顾问。而章京连上奏权都没有，与他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失望之余，他居然违旨而不曾到任。康有为毕竟是此间的异数，绝大多数章京仍是通过考试进入总署，踏实办稿，履行职责。其中，不乏清流和饱学之士。
“太上皇”的烦恼 ——醇亲王奕譞的心结
清朝的事情，往往因人成事。
尽心尽力地办差，并不足以消弭太后的猜忌。
尽管如此，皇帝获得的权力仍然有限。他并没有像堂兄同治帝亲政时那样，规复一切旧制，更没法像各位先祖那样，乾纲独断。他对奏摺的批阅、对朝政的处置，都有太后的监督。虽说是君无戏言，经朱批或者下旨形成的政令无法追回，但将结果抄送太后的这道程序却足以束缚他的手脚。他批阅奏摺、处理朝政，必须时刻考虑到太后的意见，预估对方看到自己处理方案之后的反应。就算不完全迎合她的意向，也不可能独立思考，自行其事。
又过一年，皇帝急于图治，大刀阔斧地变更旧制度，以至于让慈禧太后感到权力和人身的巨大威胁。终于，太后再次走向前台，“遇事提撕”，公开地收回了实权，恢复了光绪帝十七岁那年皇帝亲政加太后训政的模式。再一年，因积怨太深，慈禧太后决定另立新君。奕譞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终于还是出现了。皇家的纠葛、奕譞的心结，成了影响国运的诱因。几经周折，皇帝的位子虽得以保留，双方的矛盾却又辗转引来列强入侵，造成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为悲惨的一幕。
“皇华使节耀万邦” ——晚清外交官的保举单
外交官是今天公认的一个较为特殊的职业。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这个职业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专业化要求。一般来说，一名成熟的外交官首先要完成外国语言、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方向的高等教育，再经由特种公务员考试的甄选，经历国内外的专业见习，待各项条件和成绩合格，才能进入外交官的预备梯队。而后是长时间的外交生涯，会频繁地调动，在国内外交部、驻外的使领馆历练，遵循严格的外交官衔级逐步上升。具体到中国，我们今天熟知的各种外交官职衔，从随员、秘书到参赞、公使，都是在大约一百五十年前的晚清时期逐渐出现的。外交官的养成之路，经过了几十年的摸索才算草草铺就。
1875年，清朝决定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最先准备派遣的是驻美公使
常驻使节要在海外做什么，一开始并不清楚
统治者还按照本国的思维，任命正副使节，让他们相互掣肘、相互监督，以免出现专权的现象。在这种氛围里，清政府自然不会花大力气去培养外交官、选拔外交官。
举荐使才是总理衙门交给督抚们的权利，只不过有人重视，有人却当作负担。李鸿章幕僚中人才济济，本人又好挑重担，就会出现使臣多半自北洋出的情形。而出使外洋，原本不是美差，总理衙门难觅合适人选，但因为官场壅塞的加剧，这个差使也慢慢开始抢手。
“荔秋拘谨畏事，与莼甫抵牾已久” ——陈兰彬与留美幼童公案
1871年，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经商讨后向政府建议，从次年开始，分四次派幼童赴美国学习，期限十五年。希望这些未染习气的孩子在学成之后，帮助国家自强。这个大胆的储材方案，出自容闳的策划。
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科举出身为正途。熟读儒家经典，逐级参加科考，通过成绩获得做官资格，这种路径才是多数读书人的追求，一如陈兰彬过去所经历的一样。相反，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跋涉，远渡重洋，去一个言语不通、风俗迥异的陌生国度，学习一些还不知道有何用途的知识，这些都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因此，前来应募的家庭并不多，北方人尤其少见。出洋学习的幼童，大半来自广东，且以香山人为主。谁都没想到，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成材率惊人地高。他们中间走出了大量的工程师、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事人才，包括民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梁敦彦，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人。
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成为我们了解留美幼童的主要史料。
幼童留美事业的夭折，有理念之争，但更重要的还是权力纠纷所致。
使馆有本难念的经 ——驻外公使的经济账
清政府的财政规模很小，和后世不可同日而语。十九世纪后半期，户部账面上的岁入约为库平银八千万两。到1900年，这个数字是一亿两。一百多年后的环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贵金属比价、以多种重要物资的购买力来粗略折算，一亿两白银的购买力总应在一千亿人民币以内。据统计，这个数字还不到如今C9高校一年的开支，可在当时，却要供整个国家运转之用。其中，大半的钱用来发放官员的俸禄、养廉银，八旗、绿营的饷银，还要供给各级衙门和工程经费。到了1875年之后，借洋债办海军、借洋债还赔款成为常态，每年岁入的四分之一要用来还债。留给政府支配的活钱，少之又少，不可能拨给驻外使节足够的经费。
外交官在外，需要经常走动。按理说，驻英公使要联络伦敦的外交界，定期参加或是举办宴会，增进了解，搜集资讯。为了国家形象，少不了各种应酬，但由于剩下的钱已经入不敷出，他们只能尽量减少雇车、减少外出，更不用说自办宴会了。因为没钱，使馆的硬件没办法更新，四周的陈设破旧，还比不上泰国、波斯等小国的使馆，与泱泱大国的形象严重不符。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外交官怎么能融入外交界，又怎么能了解情况、搜集资讯？
外务部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而专门制定章程，除了保证每位外交官的薪俸不缩水，另外拨专款给使领馆作为活动公费。其中，驻英使馆每年发给三万八千两，驻美使馆二万八千两，驻新加坡总领馆五千两。 这时，已是公元1907年。
“假借了武器不肯丢” ——被误解的康有为
鲁迅点评众人看《红楼梦》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这个评论推及重要历史人物和著述身上，大抵也是成立的。一百多年来，围绕康有为及其学说的讨论就给人以这种印象。
在重新发现康学价值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康的同时代人、同情者对他的评价。与我们相比，他们更能直面康有为，而没有历史迷雾笼罩所生的扞格。
康的任命既非空前，也非绝后。总理衙门章京进署后，一般从翻译电报做起，业务熟练后，分股处理文书，这其中也包括草拟本署业务范围内的建议和议覆奏摺。 没想到，康有为看不上这个钦定的差使。他公然违命，根本不去东堂子胡同上班。
“为救圣君哭秦庭”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给窦纳乐的两份文书
变法能引发外人的道义支持，弱势方的合理主张也能引发旁观者的同理心，但康有为的信口开河却透支了变法的正义性。
“此事非不可办，不能急图耳” ——收回威海卫的尝试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华的竞争加剧，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强租多处中国领土，实行直接统治，这就是“租借地”。包括辽宁旅顺、山东威海卫、胶州湾（青岛）以及香港的新界、广州湾（湛江），分别被俄、德、英、法用这种方式窃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收回租借地，首先收回日本从德国手中窃占的胶州湾，其次是从英国手中收回租约到期的威海卫。 租借地的收回，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国际地位的上升有关。但收回国权的努力，在此前二十年国势还在谷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最后，对方只能抛出了实话：所谓强大海军力量很难定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到时候具体的国际环境，所以他们也没有准确的交还时间表。〔12〕至此，英国彻底摊牌，那些希望中国自立再归还威海卫的答复纯属外交辞令，他们根本没考虑归还的事。
英国强租威海卫，是对自己创议的“门户开放”的否定，这一举动既无蓄谋，也无长远规划，不过是对其劲敌俄国举动的被动反应，是一种姿态的表达。日俄战争之后，俄国退出旅顺，英国在法理上难以续占威海卫，从实际需要上也无续占的必要，这也是英国内部在该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原因。最终决定续租威海卫，一是出于履行英日同盟的需要，二是担心归还威海卫会丢掉英国的“面子”，有损英国的在华利益。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外交官表现出较强的国权意识，着手利用条约收回租借地，只是他们的情报工作从覆盖面、可靠性上而言，还远远不够。归还威海卫的交涉，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薄弱的军力都有关系，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外交的无能。 英国既然拒绝归还，威海卫租期仍按旅顺租约中的二十五年来执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归还租借地的要求，中英双方经过磋商，达成了交收威海卫的专约草案。 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收回威海卫。
举火积薪要自毙？ ——“皇族内阁”新解
我们在读近代历史的时候，多半会有这样的感觉，即在位者的昏招、损招一出接着一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后人有着“上帝视角”，知道事件的走向，从后果来返观过程，挑出那些将要改变历史进程的线索进行反复、仔细地检视。这并不意味着后人有超越前人的智慧，恰恰相反，我们在用线性的、简单的因果链条检视过往的时候，往往伴随着重要细节有意或无意地被修剪、被遮蔽，因此并未掌握相对完整的真相；或者后人的思路脱离当时的语境，使得历史看起来像是散落满地、一连串不可理喻的事件的集合。
“相如白璧完能否？” ——谈退位诏书的署名
近年来，《清帝退位诏书》受到学术界的重新关注，它的涵义被反复解读。有意思的是，它在政治学、法学界受关注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史学界。一直以来，我们把清朝的下限定义在1911年（参看《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附录及各式《历代纪元表》），这件文书逸出我们定义的清朝范围，而又不属于民国，两边不落，大概也是它被史学界冷落的原因之一。其实，除去大意义的解读，《退位诏书》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深究。本文将要讨论的，就是这件文书的署名细节。
如此看来，《退位诏书》后的四个“假”字就值得琢磨了，它至少传递出这样几种可能：第一，真生病了，请假在家；第二，委婉地表达对上谕内容在情感上不接受、在意涵上不认同；第三，不希望对上谕内容负责。请假的四人，或符合其一，或兼而有之。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了。根据责任内阁制度，退位诏书须由内阁的全体国务大臣署名。国务大臣们清楚地知道，南北议和正按袁世凯的剧本进行，清朝即将覆亡。他们如果继续担任部长、副署诏书，非但不会像督抚那样冒杀身之祸，反而会因为与袁世凯保持密切合作而能延续仕途，成为新政府的座上宾。但至少有四五位大臣并不愿这么做，他们纷纷告假，规避诏书的署名。之所以如此，其动机是要保全作为旧朝大臣的“名节”：即便改变不了旧朝覆灭的命运，也不愿亲手使它终结。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中英照会中的朝代更替与政府继承
民国肇建，南北议和，清帝宣告退位。袁世凯根据《清帝退位诏书》和南北议和条件，组织共和政府，统一全国，继承了前清的统治权，并继续履行对外的条约义务，维护列强的在华权益。然而，新的民国政府迟至一年之后，即在1913年，才得到列强的外交承认。在这个空档期，新政府是如何继承前朝，中外之间又是如何交涉的？英国驻华使馆保存的一批外交文件，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有趣的线索。
列强在华利益并未因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政府的更迭而遭受损失，相反，新政府除了继承原有的条约义务，债照偿、款照赔，更加注重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且交往方式更为文明和开放。尽管如此，列强并未愉快地承认民国政府，在需要民国政府配合办事的时候，他们避开照会，而使用信函这一私人性较强、功能上具备弹性的文书。 他们尽享在华利益，却连简单的默示都不肯给。
陆徵祥在1919
6月28日，协约国代表齐聚凡尔赛宫，准备签署商议了半年的对德和约。中国代表团缺席不到，表示拒签。陆徵祥率代表团电告政府，说半年来忍辱负重，却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奉职无状，请求辞职。“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进退两难的自我描述，用在这里，则是陆徵祥在职业判断和政治判断之间煎熬和交战的写照。
1920年12月，陆徵祥辞去外交总长，退出政坛。 就在一年前，他还是全国拥戴的英雄。他大概不曾想到，由他主导的这场交涉，居然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