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办外交：抚夷

英国人还获得了对在中国条约口岸居住的本国臣民行使管辖权的权利。从具体实施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外国鸦片商今后只服从本国的法律和规章，而不必受中国管辖。当时，这一“治外法权”原则在条约各项条款中属于争议较小的一条，然而日后却被视为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侵犯。由于当时中国对欧洲的主权概念茫然无知，治外法权在中国成了帝国式微的象征，而不是西方人违反了一条中国法律准则的象征。由此造成的皇权衰微在中国境内引发了一连串的起义。
两国的统治者都知道，争端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钱和通商许可安抚贪婪的夷人。然而蛮夷在天朝享有政治平等的原则一旦建立，将会撼动中国的整个世界秩序，朝廷有可能会丧失天命。巴麦尊在给英国谈判者的公文中，把中国赔偿的数额看作一种象征意义，但严斥他们默认了对英国不敬的中国公文，字里行间仍透出“中国乃是上国”，或影射获胜的英国依然是吁恳皇帝天恩的进贡者的意思。[插图]最终，巴麦尊的意见占了上风，《南京条约》里面加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英两国官员今后“往来，必当平行照会”。中国的记载（至少是外国人能看到的记载）不再称英国人“恳请”中国当局，或“不胜惶恐遵命”。

天朝开始认识到中国军事上技不如人，但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对策。起初，中国采用了传统的治夷手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也曾被打败过，中国的统治者采用的是上一章讲过的五饵之策。在他们眼里，入侵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渴望分享中华文化，希望在中国土地上定居，享受其文明。因此，中国可以用耆英提出的手段逐渐将其驯化，最终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然而入侵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这种愿望，也不满足于追求有限目标。它们自认为是更先进的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掠夺中国，攫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归化中国文化。因此，它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取决于自己的财力和胃口。靠结交私谊不可能扭转乾坤，因为入侵者不是中国的邻国，而是远隔重洋的异邦。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对耆英式对策的隐晦婉转风格浑然不觉。
仅仅10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中国夹在两个时代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中间，努力探寻一种新身份，尤其是设法协调标志其伟大的种种价值观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安全系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