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叙述不够客观

错判的形成似乎延循了一个模式：一样的偏重口供，一样的非法取证，一样的事实不清，一样的疑罪从轻。这不是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制度存在漏洞和弊端，错判才一次又一次被复制。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每一起冤错案件的背后都隐藏着令人心痛心酸心碎的人生故事。
在“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砸烂公检法”的革命口号下，犯罪侦查不仅不讲法制，也不讲科学。那时候，“群众路线”高于一切，不仅要群众专政”，而且要“群众破案”。因此，犯罪侦查不能强调专业化，不能强调科学技术。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甚至公开批判“三头挂帅”，即“镜头挂帅”、“指头挂帅”、“狗头挂帅”。于是，警犬不要了，指纹不搞了，现场照相也取消了。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就去发动群众，在城市依靠居委会，在农村依靠生产队。由于当时中国人的犯罪水平很低，而且老百姓参与破案的积极性很高，所以那种侦查方法确实也破获了
靠群众破案，没有保存现场罪证
非法取证
    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人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力适当运用，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权力适当运用
    现场勘验笔录是现场勘查人员以文字记录的方式，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和遗留痕迹以及勘验检查过程所做的客观记录，是现场勘查卷宗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笔录的内容、形式、制作程序都进行了规范。但在实际工作中，刑事案件勘验笔录的制作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笔录制作不及时，存在事后修改现象；笔录制作不客观、不全面，时常妄加现场勘查人员对案情的主观臆断；笔录用语不准确、不规范；笔录制作不符合程序法规定，尤其是现场斟查人员和见证人的签名问题。
刑事案件斟验笔录
我国《宪法》第3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禁止
证据印证是我国刑事案件的特有证明模式。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采取自由心证的证明模式，英美法系国家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模式，而证据印证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刑事证明模式，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虽然当年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对证据印证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司法人员在办案实务中一般都是通过证据之间的“印证”
证据印证
要保证进入证据印证体系证据的全面性，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的证据，也要收集利于被告的证据，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往往只考虑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在只包括有罪证据的证据范围内，所谓的证据印证只能是有罪证据之间的印证，很多矛盾和疑点都会被掩盖，这也是很多冤假错案的原因。
只考虑有罪的证据
案件发生后，承办的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无不是把“破案”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发现和抓获犯罪嫌疑人无疑是破案的重要标志。破案了就是大功告成，可以立功受奖可以转战他案，也对社会和被害人有了交待，总之，破案之后的事情，
基本上不会引起大家的过多关注。这种“重破案、轻审案”的思维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着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为了个人指标
孙万刚案发生在1996到1997年之间，当时正逢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正是这一改，保住了孙万刚一命。1997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当时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大进步。无罪推定，是指未经法院的有效判决，任何人都应当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的人。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从而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
按照当时《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二审法院审查后如果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但是在实践中，二审法院一般都采取发回重审的做法。所以当时云南省高院二审并没有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而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其发回地区中级法院重审，而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
高法可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但实际通常是发回重审
    疑罪从轻”的观念长期存在于我国司法人员的头脑中，即在被告有重大嫌疑、但是案件又存有重大疑点的情况下，适当减轻被告人的刑罚，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万一将来有意外情况发生时，案件还有回旋余地。这也是当时司法实践中处理重大疑难案件一种心照不宣的折中方式。
疑罪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