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秩序战略”

“新世界秩序战略”以建立人道、民主、和平的世界新秩序为目标，将美苏关系搬离对外政策的中心舞台，主张“用水灭火”，即用政治、经济手段与苏联竞争。这是一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对外战略。从理论基础上看，这个战略改变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现实主义，以卡特主张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球人道主义”为理论依据，人权外交在战略中居核心地位。从战略重点看，这个战略大大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将美、日、欧三边联合为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其次强调与第三世界的南北关系，再次才是与苏联的“东西方关系”。从战略手段上看，这个战略主张用水灭火的政策对付苏联，用政治、经济手段与苏联竞争。同时放弃了基辛格主张的“联系”政策，反对把美苏缓和与苏联的国际行为联系起来。
但是，由于“新世界秩序战略”的制订者们世界观的内在冲突，这个战略从产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巨大的分歧。人权外交是新政府中认同程度最高的一项政策，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人权外交的积极支持者，它也得到国内的广泛支持。卡特的亲密顾问汉密尔顿·乔丹在1977年12月向总统建议：“我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我们需要在人权问题上态度更加明确和更加积极。在我们大量的外交政策倡议中，人权是唯一一个在美国人中获得广泛支持基础的和不被看作‘自由主义’的倡议。当我们面临着战略武器谈判和巴拿马运河问题时，我们需要人权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提供基础广泛的、非意识形态的支持。”但人权外交的支持者却从不同的视角赋予了人权外交不同的目的与内容。对卡特和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格这类道德主义者来说，推行民主和人权是美国使命感的体现，是将反映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经验对外延伸，是使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念普遍化。美国对人权的承诺应该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万斯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这类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想的实现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应该与美国在每个有关人权个案中的利益相连。如万斯主张人权外交政策应该以“一国对一国为基础”，要“考虑人权政策对于与个别国家关系其他方面造成的影响”。人权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唯一的目标，只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就如卡特任命的人权和人道事务局局长帕特里安·德里安所说：“人权的目标不决定每一项外交政策的决策。它们……与其他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如促进国家安全、贸易和武器控制放在一起被考虑。”万斯在1977年3月2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必须将对人权的关注与经济、安全这些目标一起加以考虑。我们相信在一些事例中，这些判断能够建立在单个国家的基础上。同时，我们将努力维系政策的连续和公平。在我们的思想中并没有单独的为大国、弱国和共产主义国家而订的标准。”对于布热津斯基这类现实主义者来说，人权已不再是目的。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推进人权外交，可以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扫除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带来的悲观主义和孤立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布热津斯基把人权外交作为对付苏联的一个有效工具。
概而言之，布热津斯基从对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的信仰出发，希冀通过“新世界秩序战略”建立发达国家的联合，引导新兴民族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并将苏联置于思想上的防守地位。布热津斯基虽然是归化的美国人，却自认为“在政治信仰上比大多数美国人具有更强烈的美国意识”，比万斯和克里斯托弗这些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高贵”而没落的美国人更能维护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他认为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可以“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而且，第三世界的崛起和觉醒使布热津斯基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世界已经进入了不以欧洲为中心的一个新时代，只注意大西洋联盟或美苏竞争已不足以确保将这个政治上已觉醒并很活跃的新世界纳入美国的领导范畴。因此，他积极支持和推崇政府的“新世界秩序战略”。但是，布热津斯基却未曾忽视过美苏竞争的重要性。他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视作不可避免的，其固有的矛盾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又有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他认为，“就世界和平的主要是消极性的议程而言，美苏关系过去是、今后仍将是处在中心位置”。布热津斯基虽赞同“新世界秩序战略”，却从未将美苏关系搬离对外战略的思考中心。由于在与苏联对抗还是合作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卡特政府在防卫战略、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及对苏联的政策上都出现分裂，并最终导致万斯的辞职，“新世界秩序战略”最终被更强硬的“卡特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