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性的小农”与农民的非理性

宗法式的农民是否具有作为独立个人的自觉价值追求（不管这追求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经济的还是道义的”他们能否作为独立的认识主体，自觉地把握对象客体（不管是作为经济过程的客体还是作为人文过程的客体）而不至于陷人与对象客体的神秘互渗中？他们能否在主客体分化的基础上达到思维过程的无矛盾，并进而建立起作为概念的表象，能否以这些概念为材料进行抽象与逻辑运算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联系或法则的理解？能否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的权威，并使自己从神意、首长权威、集体“气氛”与蒙昧的冲动等迷信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核心。
这些问题，即便考察如今的一个大学生，也很难说经过了系统训练。不然怎么有那么多戾气的五毛呢。
自给自足的宗法农民的生活方式极不利于逻辑运算与抽象概括能力的形成。实物经济中难以形成形式化的价值，阻碍了概念的通约与抽象，社会交往的贫乏阻碍着思维的定量化与精确化，支配农民行为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习惯与本能。因此，只有在商品经济洗礼后，在经济行为的计量特征和铁一般的逻辑面前，作为自由主体的农民才能得到理性思维与理性行为的初步训练，从而产生所谓“理性的小农”。在此之前只能有非理性的宗法农民。
如前所述，宗法农民的特点是人身依附，包括人对自然界的依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以及作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代表者即天然首长的依附三个层次，其中每一层次对农民思维的理性化都是严重的桎梏。
打小开始就听说环境影响，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上学时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淤泥而不染，而更大的“环境”却不会那么自觉，这里的人也是不容易启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