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中的“魔鬼”

我的阅读世界是百余年间建构起来的，是一部翻译史和一部接受史的结果，不过我可不好意思说此事只关文学，不涉烟火，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个政治性的世界，百余年间国际政治的势消势长、合纵连横，决定了中国这个后发展国家的文学图景。所以说句不恭敬的话，大英帝国不仅有女王、纺织机、海军和鸦片，还有莎士比亚，这位伟大戏剧家是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就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布一样，我们心中的世界文学也首先是英美文学、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当然还有德语文学和日本文学。
当中国文学进入“现代”，我们不得不在世界背景下建构我们的传统、确定我们的认同时，曾经歧路彷徨，有过各种各样的思路和取向。
我们的记忆并非一个公正的文学院，所有作品在这里经受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恰恰相反，那些对我们自我形象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他者”优先、充分地进入记忆并留在记忆中。
对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的叙述可以根本忽略土耳其、埃及、波兰或者希腊，但不能忽略那些把中国推入持久的现代性焦虑的国家。我们的确看到了世界，但我们眼里的世界并不像它本来那么大、那么丰富，它是一个简单的体系，这一方是中国，那一方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尽管身处西方的东方，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我们具有远比瑞典文学院更锐利的势利眼——当然，我们看到了昆德拉，看到了马尔克斯，但那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梦想中的自己：不是黑人，不是女人，不是伊斯兰教徒，由第三世界凯旋式地进入第一世界的殿堂。
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在长时段上观察，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劳作、他们的日常性活动远较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比如对中国历史来说，一艘商船上的无名商人把玉米、番薯的种子带入中国，无数农民在漫长的时间里把它们撒遍大地，这沉默的过程使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显得卑微，因为它所带动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
《修道院中的“魔鬼”》，这个题目至少包含了三种意思：首先，它是指萨拉玛戈的小说，中世纪的欧洲即是修道院，但魔鬼埋伏其中，梦想着倾覆这个世界；其次，它也是对昔日中国许多翻译家境遇的隐喻，在历史的风涛中潜心译事，他们正如“修道院中的魔鬼”；最后，就谈到了“文雅”，如果你把最文雅的语言视为一座修道院，那么修士们进入这里正是为了驯服心中的魔鬼，把它甜蜜、邪恶的声音冷却为语言的砖石。
误读每日、每时、在每一双阅读着的眼睛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