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国民性 / 236

胡志德如此写道，“可是对于鲁迅而言，这种拯救似乎是难以想象的，而这种痛苦的自觉意识自然成为迟迟难解和无所终结的核心，并构成了他那些最为不朽的作品的审美支点。”（ 1998 ， 579 ）在诸如《药》和《阿 Q 正传》等小说里，民族同情的观念在交错切割社会地带的裂缝和压迫与戕害的复杂模式面前黯然无光。相反，人群的形象被鲜明地刻画成群体的对立面，在国家的身体里如肿瘤一般增生，抑制着一个富于同情的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并让构想中的解决与终结变得不再可能。鲁迅执意不肯把受害者美化为无辜的化身，也不肯把人群浪漫化地形容为集体意志和共同情感的体现，这似乎是在承认，民族同情的梦想无力克服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