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篇

著作：
《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
写作特点：
以战争史的书写，引导读者反思政治问题。他从未单独讨论过最好的政治制度，也不曾论及最好、最优秀的生活方式，很少谈及普遍的东西。
修昔底德的写作充满了道德的严肃性和迫切性。这种写作方法往往会呼唤读者对即将到来的政治事件予以支持或反对。但修昔底德此刻是沉默的，他通过实践的方式引导读者最终走向政治智慧。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
从表面来看，战争的起因是雅典人对整个希腊，特别是对斯巴达联盟所采取的不义行为的威胁。因此斯巴达的战争努力是出于“正义”使然，以惩罚雅典人的不义行为。
转折一：斯巴达发动战争和试图摧毁雅典帝国的决定，是由于斯巴达忌惮雅典的崛起。
转折二：雅典人“迫使”斯巴达人发动了战争
问题：雅典何以使斯巴达“被迫”？
雅典的辩护：
帝国的崛起并非是不公正的，而是在“强者”正义观下考虑本国利益所致
他们辩称，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的帝国，首先是为担心，其次是为荣誉，最后是为利益所迫——他们后来一概说成是为“最伟大的事业”所迫
雅典还认为，他们的统治比别人的统治更为正义
转折三：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反对不正义的雅典人的战争
问题：为什么雅典统治更好？
雅典的回答：
以自然的驱迫力为由；同时也宣称他们特别有资格进行统治，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智慧和热情
雅典人在自由地选用其智慧及其他天赋时，能从城邦的利益出发，并随时准备为城邦献身
流俗的观点：雅典的战败是神对雅典人的傲慢和不正义的惩罚（瘟疫、西西里战役失利、波战落败）
转折四：雅典人的失败并非是正义的胜利；正义本身存在于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之中
雅典的失败并未使米洛斯人及雅典帝国的其他受害者得到拯救；胜利的斯巴达人变得至少与雅典人一样富有侵略性
修昔底德对古代希腊、西西里以及正在崛起的强国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叙述表明，正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命运是其以往命运的继续。只要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人的天性一有机会就会一次次地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仍处于强者正义观之下）
狄奥多托斯的演说：
雅典人在重新考虑屠杀米蒂利尼人的命令，狄奥多托斯敦促他们撤销这个命令。
他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克里昂已经有力的论证了正义和雅典人的利益要求对反叛的米蒂利尼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此外，克里昂还为反对发言的人做了一个目的论的预设。
狄奥多托斯是这样辩护的：
他首先为在城邦事务中三思而后行的正当性做了辩护。他说，在一个“宽厚”的城邦里，一个不成功的发言者不应该遭此羞辱，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将会完全免于个人意气，不致因发言失败而使其感到难堪。
但民众仍然对他怀有戒心。因此他就必须克服人们对他的怀疑，而这一单靠直接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狄奥多托斯得出结论说，一个发言者要想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至必须欺骗大多数人以求得信任。
问题：不欺骗城邦何以不能赢得它的信任？他是怎样进行欺骗的？
狄奥多托斯声称他将不考虑正义问题，即米蒂利尼是否不正义的问题，而只考虑杀死他们是否符合雅典的利益问题。他说，即便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能阻止所有的反叛，因此雅典应准备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平息已经发生的反叛——分化反叛者，给大多数人以宽大处理。
狄奥多托斯又说，现在再屠杀这样的大多数人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与米蒂利尼的执政寡头不同，他们是有利于雅典的人。（尽管有言在先，狄奥多托斯还是明显地以正义之名进行了辩论）
狄奥多托斯指出，所有的人天性就有越轨倾向，迫于自然的激情和愿望，我们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我们最强烈欲望的对象。因此，无意的犯罪是可以宽恕的。
通过阐明越轨的不可避免性，他启发了雅典人的宽容心，重新唤醒甚至加深了他们的温和情绪，狄奥多托斯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雅典人能够接受他的论点：杀死大多数米蒂利尼人是不正义的。
狄奥多托斯的欺骗：
他已经骗我们相信了他隐含的关心首先是对正义的关心。除此之外，他明确地把雅典为其帝国辩护的论点应用到私人或个人身上（越轨是人的天性，任何法律都无法禁止）
狄奥多托斯作为一个雅典人，其利益及其有教养的人性促使他为有利于雅典而说服他取消轻率和不明知的命令，也就是说，狄奥多托斯的发言首先是出于自私的动机。雅典人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同意他的建议，除非他使他们相信关心城邦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他并不认为关心城邦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被迫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