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河上

    
听小伙子讲述买媳妇的经历，也没能把我从那种浪漫想象中拉出来，多年后我才能意识到他的故事背后有多么可怕的真相。
怪不得从前有人说某种极美的歌唱就足以令异教徒改宗皈依，那一定是因为歌声融化了理性与思想的堤防，推开了通向神秘和新生的大门。
塔尔琴和达夫鼓在萨珊时代都成为重要的宗教乐器，并随着祆教传播到许多地方，不知道是否曾在北朝隋唐时候来到敦煌以东的中国。
《复活节岛，地球岛》里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文字：“站在最高处你可以看到全岛几乎任何地方。砍倒最后一棵树的人，明明看得清那就是最后一棵树，可他（或是她）还是砍倒了它。这才是令人忧惧的事，人类的贪婪竟是如此无边无际。自私似是与生俱来。自私导向求生，利他导向死亡，因而自私的基因优胜。
其实很多次我都有这样的冲动，想告诉别人，当然主要是告诉自己：我曾经在阿姆河里游泳，月光照耀之下，竟然游到了阿富汗那一边。
双重内陆国，意思是不仅乌兹别克斯坦是内陆国，而且它的所有邻国也都是内陆国。亚洲只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其实全世界的双重内陆国也不过两个而已，另外一个是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可是，如果要狡辩的话，我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双重内陆国身份也许会随着里海法律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与众不同：它不仅以斯坦为国名，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邻国都以斯坦为名的国家。世界上有七个国家以斯坦为名，除了巴基斯坦，另外五个，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斯坦，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而巴基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直线距离也不过300公里。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至少在地理上是七个斯坦国的中心。
聊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界，我说我近年在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开会时遇到一些年轻的乌兹别克学者，他们对西方学术之了解、英语之流畅、议题之新颖，都给我很深印象。我感觉，在俄苏学术传统之外，新一代学者迅速接上了西方传统，这使得中亚学术至少在某些学科，比如考古和历史学，具有了融汇多个传统的优势。考虑到俄苏有关学科的深厚传统与独特性，这种融汇是很让我们中国学人羡慕的。法浩特说：表面看似乎是这样，然而存在另一种危机。现在年轻学者普遍重西方轻俄苏，有的甚至拒绝学俄语。比如说，在我们考古所，年轻学者要求我们的刊物以后仍然使用双语，但不再是俄语和乌兹别克语，而是英语与乌兹别克语，这意味着学术刊物不再发表俄语文章。年轻一代有些人，不仅不喜欢学，甚至也读不了俄语著作。要知道过去的中亚考古，几乎全都是用俄语出版的，不读俄语，等于放弃了近百年的学术积累，那可是中亚知识宝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过去父母倾向于送孩子进俄语幼儿园，让孩子从小学好俄语。现在变了，家长把孩子都送到英语幼儿园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完全不懂俄语。法浩特最后说：“我家孩子读的都是俄语幼儿园。”
和抽象的形势分析不同，在机场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他们，你会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中亚社会与政治的另一面，普通旅行者不容易触及的那一面。
飞机升入夜空时，我努力向南看，希望看到阿姆河。下面的铁尔梅兹市亮闪闪的，环绕它南边的阿姆河却隐藏在黑暗中，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沙漠也全无踪影。看不见月亮，即使看得见也只是弯弯如眉的一小撇，不足以照亮巴克特里亚的大地、山谷与河流。我想起抵达铁尔梅兹的那个夜晚，圆月高悬，天空明净。如果那时从空中看下去，大概会看到一条银灰色的长练，在暗夜里摇摇曳曳，由东向西，如同听到了亘古的召唤，刺穿时间，飘向远方，飘向末日和终结。
说到历史，我认为他也很幸运，因为2002年春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历史机遇，塔利班政权的骤然崩塌使各种地方性政治力量一时间不知所措，于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哪怕是表面的和平期。不久，新的冲突和博弈将再次展开，在军阀林立和部落对峙的中央山地，贯穿东西的交通线被重新切割成许多碎片，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西方人，再要从赫拉特溯哈里河(Harī Rūd)直至分水岭，转入巴米扬谷地前往喀布尔，完成这样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那时的罗瑞·斯图尔特并不知道，他抓住了一个多么宝贵、转瞬即逝的历史窗口。不过即使在那个窗口内，他遇到的任何人都认为他不可能走完全程，很多人都认定他会死在路上，因为有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可能性会提前结束他的旅行：被充满敌意的部落民杀死，或葬身风雪之中，或被遍布山野的地雷炸死，或被传说中的群狼分食……
阿富汗的一句谚语说：“群山是我的人民。”艰辛多变的阿富汗历史是这句谚语最丰满的注释。《寻路阿富汗》最着力记录的，就是罗瑞·斯图尔特所走过的中央山地，以及他在山地所遇见的阿富汗部落民，而这两者实是一体的。他从未在整体上评论阿富汗人，他只是说他遇到的这个人，那个人，而正是这些具体的一个个阿富汗人，构成了令人难忘的、颇有深度的群像。
山地村民、头人和毛拉们不喜欢谈论遥远的过去，所谓丝绸之路完全不在他们的关注之内，任何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的历史都无关紧要。古尔王朝与贾姆(Jam)村民的联系是什么呢？是地下的宝藏。在阿富汗最著名的古迹贾姆宣礼塔（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宣礼塔之一）附近，罗瑞·斯图尔特看到了大肆盗掘的现实，古尔王朝的古都正面临彻底的破坏。善于控制篇幅的他终于不吝笔墨，详细写下了他对古塔的调查，对盗掘的观察，以及就盗掘问题与村民的对话。
从巴布尔的文字，他了解古代阿富汗、古代中亚，也学习写作技巧。在《寻路阿富汗》第3小节里（那时还没有离开赫拉特），罗瑞·斯图尔特对巴布尔及其回忆录有所概括，这对我们理解他自己的写作十分关键： 他对自己冒险故事的讲述，有一种令人难忘的质朴风格。他的经历都是充满危险的，但他从不强调这一面。相反，他专注于他所遇到的人，通过对具体个人的摹画以展示社会整体。比起传说或古代历史，他更关心当前的世界，而且他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他提到宿醉、农业技术、诗歌、经济、鸡奸和园林设计时，带着一种经历丰富者特有的幽默感，他可是一个战斗过、旅行过并且统治过的人。他从不渲染奇闻异事，不把故事修饰得更匀称、更有趣、更富于人物性格或更具有象征性。跟绝大多数旅行记写作者不同，他很诚实。 有时，他的故事中唯一缺失的，似乎正是他本人。他从不解释是什么驱动他投入如此不寻常的人生，何以甘冒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风险。他不写自己的感情，这使得他在重述人生往事时，似乎是站在离往昔的自己很远的地方。越是写到死亡或那些试图杀死他的人，他的文笔就越显得冷静和不带个人色彩。然而这种节制恰恰凸显了他丰富阅历的非凡品质。
那种平静（若无其事）和超然（置身事外），与一般现代旅行记的叙事风格有很大不同。是罗瑞·斯图尔特从巴布尔那里学习了这种写作风格，还是他自己因为生具这一偏好从而在《巴布尔回忆录》里找到了知音？相隔五百年的两个旅行者，以同样的风格描述他们各自的行旅，某种不期而遇的历史感如晨雾一样从书页间氤氲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