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與斯黛拉·本森同遊：張愛玲的英文課

"比较"是个关键词，它的背后是一个范围，一块领域，一整套的文本参照系统。对张爱玲影响最大的英语作家，在当年基本上都被划分到“中等趣味”middlebrow的作家行列中。所谓“中等”是一块灰色的界限模糊的领域，介于精英的“高等趣味”highbrow和通俗的“低等趣味”lowbrow之间。这个概念的诞生与上世界二三十年代英美文学阅读市场的扩大有关。一大批现现代作家涌现出来，比前几个世代的作家都更加有市场意识，面相读者群众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中的女性读者。在批评家眼里，“中等趣味”的文学是对大众口味的妥协，降低了文学的门槛，冲淡了文学的思想意义，也牺牲了真正的艺术价值，“中等趣味”因而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张爱玲阅读的时代，大批“中等趣味”的英语文学作品是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架构里得到普及和传播的，与各殖民地的阅读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休戚相关。
本森写在香港看戏的段落，可与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对照来读，这确实是一出洋人看粤剧，看了一场不知所云的热闹：“关系额乐队本身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至少有四个锣手，六个茶盘手，两个没有袋子的风笛手，还有十几个长笛手，他们都在努力地演奏，互相不管不顾，也不参照任何乐谱。”在她听来是杂乱无章的乐队，配上撕破了嗓子乱喊的唱腔，还有几乎是乱舞的动作，她的眼前就是一场闹剧：“所有演员都是男性，但无论是扮演男或女，他们都用紧张的假声唱自己的角色。”联想到本森的听觉障碍，不知半聋状态是否是她完全无法接受东方音乐的原因之一？这也几乎可以和张爱玲在散文《谈音乐》里对交响乐的描绘放在一起读：“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两人之间相隔二十余年，但都在东西方的声音交会种真切的听到了文明之间猛烈的撞击。
张爱玲的香港半山，是传奇小说和哥特式古堡小说的幽灵、癫狂和魔咒等元素，但我相信那背后也有本森游记中描绘的哪个怪诞荒谬的殖民地幻象。即使写的并不是鬼魅或神仙环境，一众纸醉金迷的殖民地男男女女，从张爱玲和本森的叙述角度来看，哥哥都带有抽离现实的邪魔之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阵营里抽离出来的张爱玲，在写作生涯的开端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她从文化的内部突围出来，一直往后退，退到有足够的距离时，正好撞上从另一个世界冲冲赶来，正孜孜往里观看的英国人本森。这样，两个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作家在她们对香港的观察里保持了一致的距离、相似的角度。
……重庆街头的本森完全是个局外人，战时香港的张爱玲则是拿呼啸的人群中的一员。这不是英国人的战争，所以无所谓英雄或敌人、胜利或失败，个体的面目是模糊的，本森和她的朋友们看到的是没有面目的一大群。本森早期游记里的人群往往是没有面目的，群体中的个体将在她后来的游记里渐渐地清晰了。
在苍凉的背景上聚焦生命的“硃红洒金”，描写的似乎是衣服，是装饰，是物质文明，但背后其实是与生命本身的一种对视。
《坐在角落里》开篇第一句就是，“坐在角落里的人是完全不可信的”。作为游记作者，所到之处，她就是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的人，是她自己笔下的那个“伪装者”：“角落里的人坐在他自己的面具后面，他真诚的认为这是一张端庄的、正常的、完全不讨喜的脸。用这张脸看着他周围的人，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按着人的形象制造出来的残忍的笑话。”但角落里的“伪装者”也是可悲的：“一个角落里的观察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真正有趣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灵魂。从他的角度看出去，什么都可以看到，除却他自己的灵魂。”角落里的观察者以为他能客观的看待眼前的一切，但恰恰是因为他唯一看不到的是自己，缺乏必要的自省意识，他的观察如何客观，怎能可信？本森将自己的写作定位放在了一个临界点上，既有归属感，又有超然的角度，对于描写的一切，有一种临界点上才有的自由和从容。这一点和张爱玲描写中国文化的各篇中的既游离又切入的角度有几分神似。
二十出头开始写作的张爱玲就已经能够让多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冲撞、消长。这冲撞、消长的结果就是她对她所处时代的洞察。她以世俗反现代，又以现代反世俗；以日常反激进，又以批判思维反庸常。当年吸引她的确实不可能是伍尔夫的意识流，而是Stella Benson游离于文学主流之外的独特定位和眼光。
旅行作者的文字里有边城和远方，有异域和他乡，唯独没有故园和家乡。这是我在通读了Stella Benson的小说和游记之后，忽然醒悟的一点，明白了要在怎样一个文本参照系中去重新阅读张爱玲有关旅行和迁徙的文字。张爱玲写的就是异乡，她从来都没有掩藏都市写作者的角度和眼光，正如本森从来就没有掩饰自己来自殖民中心的局限。她们都很清楚，自己就是坐在角落里的哪个伪装者。《异乡记》里的我有一个伪装的身份，“沈太太”，她不辞辛苦去看望的那个人，也有一个伪装的身份，或许是因为他在逃亡中，或许也有可能，从旅程的一开始，他就已经被归了档，成为叙述的一部分，他是“他乡”里的那个“他”，一个没有面目的人物。铺张、完整、精致的作品太过匠气，《异乡记》的好处是它所留下的痕迹，是来不及抹去的痕迹，不经意处尽现叙述的轮廓和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