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语法

“重要的是，上古语言只有简短的单音词，而在语言简化中为了清楚地表意，就需要产生大量较长的复音词，由此就造成了现代口语和上古语言的基本区别。”
“多亏字形清楚地把所有的字彼此区别开来了，而不管它们的读音如何，所以人们在书写的时候不大需要现代口语中大量累赘的词语，而只要有简单的单音词就完全可以了。结果是，在从公元前直到今天的书面语言里，人们始终使用着最初那些简短的词汇；换句话说，所有人一直都在书写古汉语，而不去理会已独立发展了的口语。因此，中国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许多世纪以来的简洁明了的书面语言，它仅仅通过表意的字形来把每个词彼此清楚地区分开，这种语言大体上还保持着公元前它形成时的样子；另一种则是口语，确切些说是许多种口语，它们的基础是各种与书面语言有实质区别的方言。普通的书面语言经常出现在书籍、报纸、杂志和信件中，许多年来大致未变。通过这种书面语言，4亿5千万中国人得到了一门全民族语，这使他们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语言集团。北京人用书面语言写的信件，广州人一看就懂；可是，如果这两个人试图一个用北京话，另一个用广州话来直接交谈，那么这差不多就像柏林人和阿姆斯特丹人试图用各自的乡音交谈一样。”
“注重实践的中国人下不了决心抛弃他们原有的文字，而采用只用二十多个字母的、出奇简单的西方文字，西方人常常对此感到诧异，然而，中国人却有充分理由对改革汉字表示犹豫。首先，这会导致在全中国失去一种由汉字代表的专门的全民族语，它必须要么换成一大批以不同方言为基础的书面语，要么换成一种单纯以官话为基础的书面汉语普通话，那时，中国南方沿海的好几千万人都不得不把汉语普通话当做半门外语来学习了。其次，这也许被证明是更加不幸的，如果根据官话之类的某种现代方言的字音来把古典文学作品改写成字母文字，那么就会变得全然不可理解了，因为这样一来，写在纸上一模一样的同音字就会多得数不胜数。从大众的立场考虑，必须先把过去三千年来的文学作品译成现代官话，再用西方字母转写官话读音，人们才能理解，而古代字形所代表的汉语古音则要留给学者们作为专门的学问去进行毕生的研究。”
“实际上正是这种不改变词形的性质构成了学习汉语的最大困难，因为它意味着不计其数的词语关系在我们的欧洲语言中是由屈折或派生的方式明确表达的，而在汉语中却只能参照上下文去理解。这需要有很发达的猜测力才能确定说话或写字的人在句中的实际意思。”
“中国有漫长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随着多少年的流逝，词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或者引申了，或者逐渐产生了与最初的本义区别很大的一些次要义。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判断一个字的许多意义中哪个是特定的句子所要求的意义”
“可是除了一些独立助词结构之外，汉语不仅没有屈折变化和各个词类之间的形态区别，而且，我们必须补充说，它还显然拒绝使用我们西方语言中惯用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这就是通常说的派生法。众所周知，大多数西方语词在历史上都不会同语言中其他所有的词无关，也就是说，不是独立的个体。正相反，它们大都能构成一些很大的词族，其中的词都派生于同一个词根，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汉语语法事实上非常贫乏，它主要是规定词在句中的位置，再加上一批语法助词的作用。所有在我们的语法中称为变格和变位的情况，以及构词的原则，在汉语中几乎都看不到。汉语不用像各种词根或词尾变化那样的特殊标记来表明所要求的词类、名词的数和格、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这使汉语变得异乎寻常地简洁。”

“比起我们的语言来，汉语几乎不能帮助我们通过一些明确可解的迹象来确切找出词义和词在句中的作用。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构形法，这就强烈要求人们具有猜测能力，而这正是学汉语最大的困难。如前所述，主要的难点根本不是汉字的形体，而是汉语的孤立语性质。”

“沿简化和废弃语法指示手段的方向走得最远的是英语，它在世界上是仅次于汉语的广泛应用的语言。我们曾经指出，英语早期曾有过词类之间的形态区别，而现在这种区别有许多已经开始被废弃了（如现在不说to cleanse而说to clean，又如to table a question，等等）。就此而言，英语已经发展得大大地接近像汉语这样的孤立语了。”

“在他们的著作中，“吾”仅仅在主格和属格中才有，而从不用作与格或宾格。反之，“我”大都用作与格或宾格，此外有些时候也用作主格和属格。例如孔子说：“如有复我者，则吾在……”，等等，显然在同一个句子中可以有主格的“吾”和宾格的“我”。”

“如果接着研究第二人称代词“你”，我们同样能找到“汝”和“尔”两个词。这两个词的用法更进一步地混起来了，他们在孔孟的语言中出现在所有的格里，但是统计研究表明，“汝”大都用于主格和属格，而“尔”大都用于与格和宾格。”

“最后，第三人称“他”没有主格——这个词用作主语时就“默而识之”，不必写出了。但是，“其”除属格以外绝不出现在其他任何格里，“之”除与格和宾格（给他，他）以外也绝不出现在其他任何格里，不仅在孔孟的语言里，而且在所有其他古代典籍里都是如此，这是一条铁的法则。”

“如果现在来考察上古字词材料，那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单音节字当然很容易就能归并为词族，在词族中有一个基础词根，通过声母、元音和尾音的变化而派生出了成组的同源词。”

“现在问题就是：有的词用不同的记号、用特殊的语法形态来标志它们是动词，与其他具有名词形态特征的词形成对照，上古汉语有这样的词吗？换句话说，有两个不同的，但是读音却很相似的词，显然同属一个词根，其中一个是名词，而另一个是动词，二者形成对照，我们能找到这样成对儿的词吗？如果能找到，那么我们就能证明上古汉语具有最严格的、语法学意义上的“词类”，即在形态上相互区别的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