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 伦诺克斯

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在特里·伦诺克斯身上的时候，他正坐在一辆停在舞者俱乐部门外高台下的劳斯莱斯银魂里，喝得醉醺醺的。停车场服务生已经把车开了出来，此刻却还在用手把住敞开的车门，因为特里·伦诺克斯的左脚依然在车外晃荡，就好像他忘了自己的这只脚一样。他的脸看上去很年轻，但头发却是骨白色的。从他的眼神中你可以看出他已经酩酊大醉了，但除此以外他看上去和其他任何一个穿着无尾礼服，在一家只为这一种用途存在的夜店里花了太多银子的棒小伙子别无二致。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姑娘。她的头发带着一抹漂亮的深红色，嘴角上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肩上的一件蓝色貂皮大衣几乎都要让那辆劳斯莱斯显得不足为奇了。几乎，但还差了那么一点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能做到这一点。这服务生属于那类司空见惯的人物——外强中干，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衣服正面用红字绣着这家餐馆的名字。他的耐性已经快到头了。在舞者俱乐部里，他们需要面对的各色人等会让你产生一种幻灭感：花在打高尔夫球上的大把银子在改善人格方面收效甚微。
“你认识他？”“我听到那妞儿管他叫特里。除了这个，他对我来说和奶牛屁股没什么区别。不过我来这里只有两个礼拜。”“帮我把车开过来好吗？”我把停车票递给了他。等到他把我的奥尔斯开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像是提着一袋子铅块了。白制服帮我把他扶进前排座位。这位顾客睁开一只眼，谢过我们后，又一头睡过去了。“他是我碰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醉汉，”我对白制服说。“他们大小形状各不相同，教养做派也五花八门，”他说。“可他们全都是流浪汉。看起来这位像是做过整容手术。”“没错。”我给了他一美元，他说了声谢谢。整容手术的事情他一点没说错。我这位新朋友的右脸僵硬泛白，上面有接缝线一般的细微疤痕。疤痕处的皮肤像是泛着光泽。整容手术——而且相当的大刀阔斧。
“您打算拿他怎么着？”“带他回家，让他清醒清醒，好告诉我他住在哪里。”白制服朝我咧嘴一笑。“好吧，傻瓜。要是换做我，我就把他扔在臭水沟里，然后该上哪儿上哪儿。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惹麻烦，还一点都不好玩。我有一套关于这些东西的哲学。如今的竞争这么激烈，你平时得养精蓄锐，才能在干架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看得出来，你在这方面干得非常成功。”他一脸困惑，接着恼羞成怒，可这时我已经钻进车里，发动引擎了。当然，他说对了一半。特里·伦诺克斯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可毕竟，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区亚卡大道上的一栋房子里。那是在死巷子里的一座小宅，坐落在半山腰上，一长段红杉木台阶通向前门，沿途是一小片桉树林。屋里配了家具，房东是一个去了爱达荷州，打算和寡居的女儿住上一阵的妇人。房租很便宜，部分是因为房东希望能够在回家前只需提前很短的时间通知我，部分是因为这段台阶。她年纪大了，每次回家都要面对这些台阶已经让她力不从心了。
我想方设法让这个醉汉爬上了台阶。他非常乐意配合，但他的腿就像是橡胶做的，他还总是不停地在一句道歉的话语说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睡了过去。我打开房门，把他拖进屋里，让他在长沙发上摊开身子，往他身上扔了一条小毯子，然后就任由他重返梦乡去了。他像头虎鲸一样打了一小时的鼾。然后突然之间他醒了过来，要求上洗手间。回来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眯着眼，要求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说自己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的一间公寓里，家里没有人在等他。他的声音清澈，吐字清晰。
他的公寓狭小闷热，没有半点儿温情，就像是他今天下午刚刚搬进来似的。一张绿色的硬沙发前放着一张咖啡桌，桌上有一瓶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一碗化了的冰块，三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一只玻璃烟灰缸，里面装满了烟蒂，有些上面有口红印，有些没有。这里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件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私人物品。这就像是一间旅馆客房，有人租下它来，为的就是开个会，告个别，喝两杯，聊会儿天，再野合一场。它不像是住人的地方。
他请我喝一杯。我说谢谢，不必了。我没有坐。我离开的时候，他又谢了我一次，不过语气既不像是感谢我为他爬了一座山，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他有一点颤抖，有一点害羞，但却礼貌得不得了。他站在敞开的房门后面，直到自动电梯升了上来，我也走了进去。哪怕他一无所有，但他至少还有礼貌。他没有再提那个姑娘；他也没有提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前途，身上最后一个美元也已经付给了“舞者”，只为了一个高档靓妹，而她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来确保他不会让巡警给扔进牢房，或是被某个凶悍的出租车司机从身上碾过去，再被抛到一片空地上。
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回去把那瓶苏格兰威士忌从他跟前拿走。可这不关我的事，而且这么做也没有用处。他们总能想办法弄到酒，只要他们铁下心来。我开车回家，一路上咬着嘴唇。我应该是条硬汉的，可这家伙身上的某样东西触动了我。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除了他的白发、疤脸、清澈的声音，还有礼貌。也许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没有任何同他再度碰面的理由。他只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就像那姑娘说的。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好莱坞大街两边的各家商店里这时开始堆满了各种价格虚高的圣诞节垃圾，各家报纸也开始扯着嗓门吆喝：你要是不早早地完成圣诞大采购，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可不管怎样，大事总归要不妙的；它从来就没有妙过。我在距我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大概三个街区远的地方看见一辆并排停靠的警车，车上的两个条子正盯着人行道上一家商店橱窗边的某样东西。
那件“东西”就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是他的残留物——而那丁点可怜的残留物看起来也不怎么光鲜。他正倚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必须找样能倚靠的东西。他的衬衫脏兮兮的，领子敞着，半边露在夹克外面，半边没有。他的鼻子皱缩成一团。他的皮肤极度苍白，那几条狭长的疤痕因此几乎都消失不见了。他的眼睛就像是雪堆里戳出来的两个洞。很明显，巡逻车的两个条子就要对他下手了，于是我赶紧走上前去，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直起身来，给我走，”我装出凶巴巴的模样对他说，然后偷偷地对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走吗？是不是喝高了？”他迷茫地打量着我，然后挤出了他那个半边脸的小小微笑。“我之前喝过，”他低语道。“眼下我猜我只是有一点——腹中空空。”“好吧，但你的脚得挪挪了。你眼看就要给扔进醉鬼牢了。”
* 醉鬼牢，指在美国专门拘押醉汉的囚区或场所。
一个灰发警察钻出车门，走上前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了上去。“就耽误你一分钟，老弟。这里什么情况？那位衣物上有污迹的先生真是你的一位密友吗？”“我们亲密得足以让我判定他需要一位朋友。他没喝醉。”“出于财务上的原因，毫无疑问，”警察说。他伸出一只手，我把驾照放了进去。他看了看，递还给我。“噢噢，”他说。“一个私家探子在接客户。”他的音调变了，换上了一副凶巴巴的口吻。“这也让人对你有了几分了解，马洛先生。他呢？”“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他是拍电影的。”他还在看着特里。“你的朋友叫什么，伙计？”“菲利普·马洛，”特里慢吞吞地说。“他住在月桂谷，亚卡大街。”
我回到出租车里。我们穿过三个街区多一点的距离，来到我的停车位前，换上了我自己的车。我掏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给司机。他拘谨地瞥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就按计价表给吧，伙计。或者你愿意的话，付我一块钱也就地道了。我自己也潦倒过。在弗里斯科。那会儿也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拉我。那真是个铁石心肠的地方。”“三藩市，”我机械地说。“我管那儿叫弗里斯科，”他说。“让那些少数族裔见鬼去吧。谢了。”他接过一美元后便离开了。
我们去了一家免下车餐厅，那里的汉堡包做得还不至于连狗都不愿意吃。我喂了特里·伦诺克斯两个汉堡和一瓶啤酒，然后开车带他回家。那段台阶对他依然是个挑战，可他咧咧嘴，喘着气，爬了上去。一个小时过后，他洗浴修面完毕，看上去又像个人样了。我们端着两杯非常温润的酒坐了下来。“算你走运，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说。“我用心记的，”他说。“我还查过你的联系方式呢。我本该这样做的。”“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还有间办公室。”
“为什么要麻烦你呢？”“看起来你反正是非得麻烦某个人不可了。看起来你不像是有很多朋友的样子。”“噢，我有朋友，”他说。“算是朋友吧。”他转着桌面上的玻璃杯。“开口求人帮忙可不太容易——尤其是当这一切都只能怪你自己的时候。”他抬起眼睛，露出一个倦怠的微笑。“也许我哪天真能把酒给戒了。他们都说这是能做到的，对不对？”“要三年。”“三年？”他看上去像是大吃了一惊。
“一般说来，是要这么久。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得让自己习惯一组相对黯淡的色彩，一类相对安静的声音。你得考虑到旧习复发。你过去熟识的所有朋友现在都会显得有一点点奇怪。你甚至都不会再喜欢他们中的大多数了，而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了。”“这变化应该说不算大，”他说。他扭过头去，看着码头。“我有一只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要是我能把它弄出来的话，我就去买一只便宜的箱子，把寄存的那只给当了，弄来的钱就够我坐巴士去维加斯了。我能在那儿找一份工作。”我一言不发。我只是点头，坐在那里，摆弄着我的那杯饮料。
“听着，”我说，“你需要多少，我来出。我不是什么豆腐心肠的大傻蛋。所以我给你什么，你就拿着，然后给我好好地混。我只希望不要再为你烦心了，因为你扯动了我心里的某种感觉。”“真的吗？”他低头看着玻璃杯，小口抿着饮料。“我们只见过两次，两次你都对我够意思得不得了。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会陷入更大的麻烦，就连我也没法拉你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就是有。”他用两只指尖轻轻抚过右脸颊。“也许是因为这个。它确实会让我显得有点阴森，我想。可这是一处荣誉伤疤——或者至少是其造成的结果。”
“不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在意那种东西。我是个私家侦探。你是一个我不必解决的问题。可这问题依然存在。管这叫直觉吧。或者，如果你想要十二分文雅的话，就叫它个性感知吧。也许‘舞者’门前的那个姑娘不只是因为你喝醉了才甩你的。也许她心里也起了某种感觉。”他淡淡一笑。“我和她曾经结过婚。她的名字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是图她的钱才和她结婚的。”“等一等，马洛。你在想，为什么我穷困潦倒，西尔维娅钱多得用不完，而我却不能问她借点钱来花。你听说过自尊吗？”“我快笑死了，伦诺克斯。”“是吗？我的尊严是很独特的。那是一个一无所有者的尊严。要是我惹你烦了，那我道歉。”
我出门走进厨房，做了份加拿大培根配炒鸡蛋，外加咖啡和吐司。我们坐在早餐角里吃了起来。这在我这栋房子建成的那个年代里是标配。我对他说，我得去办公室了，回来的路上会帮他把手提箱提出来。他给了我行李票。他的脸上现在有了一点血色，眼睛在头颅里陷得也没有那么深了——它们刚才深得像是你得把手伸进去才摸得着一样。
出门前，我把威士忌放在了沙发前的桌子上。“拿出你的尊严来待它，”我说。“另外，给维加斯那边打个电话，就算帮我个忙吧。”他只是微笑，然后耸了耸肩。下台阶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堵得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情愿饿得半死，在大街上晃悠，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拿出去当一样。不论他信奉的规则是怎样的，他确实是按这样的规则行事的。
那只手提箱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让人目瞪口呆的物什。箱子的材质是漂白的猪皮，新的时候一定是奶白色的；上面的配件是金子做的。这东西一定是英国制造的，就算你能在这里买到，价钱大概也更接近八百美元，而不是两百。我砰的一声把箱子放在他面前。我看了看鸡尾酒桌上的那瓶酒。他滴酒未碰。他神志跟我一样清醒。他抽着一支烟，但不是特别适应。
“我给兰迪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很生气，因为我先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要找人帮忙，还是得找陌生人，”我说。“西尔维娅送你的礼物？”我指了指手提箱。他看着窗外。“不。这箱子是我在英格兰得到的，远在我遇到她之前。确实是很久以前了。我想把它留在你这里，如果你能借我一只旧箱子的话。”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张二十块来，放在他面前。“我不需要抵押。”“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不想带着它去维加斯。再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好吧。钱你拿着，手提箱我来保管。不过我这房子很容易被偷的。”“没关系，”他满不在乎地说。“真的没关系。”
他换了身衣服，五点半左右我们在莫苏家吃了晚饭。没有喝酒。他在卡哥上了巴士，我则开车回家，一路上思绪飘忽不定。他的空手提箱还摆在我的床上，刚才他就在那里打开箱子，取出东西，塞进了我的一只轻飘飘的箱子里。他的箱子还配有一把金钥匙和几把锁，钥匙就插在其中一把锁里。我把空箱子锁上，将钥匙系在提手上，然后把箱子放进衣橱的最上面一格。凭手感箱子里面不见得真的空无一物，可这不关我的事。
“听着，马洛先生。我和这个男人有过一段姻缘。我不是特别同情醉鬼。也许我当时有点不近人情，也许我那时手头有急事。你是个私家侦探，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切都可以用职业眼光来看待。”“现在什么眼光都不需要了，伦诺克斯太太。他已经上了一辆开往拉斯维加斯的巴士。他在那儿有一位朋友，那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她的语气蓦然间拨云见日。“噢——去拉斯维加斯？他还真有情啊。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我看他是忘了，”我说，“不然他就该去别的地方了。”
“我的回答不变。这伙计穷困潦倒，又脏又饿，身无分文。你要有心的话，完全可以去找他。他那时不想从你这儿拿一分钱，现在大概也不想从你这儿拿一分钱。”“关于这一点，”她冷冷地说，“你不可能有半点了解。晚安。”她挂上了电话。她的话真是太对了，而我真是错得离谱。可我当时不觉有错。我只是很恼火。她要是早半个小时打电话来的话，说不定我的火气就足以让我把斯泰尼茨杀个落花流水了——只是他已经死了五十年了，而那盘棋局也只是某本棋谱里的。
离圣诞节还剩三天的时候，我收到了拉斯维加斯银行开出的一张面值为一百美元的银行本票，后面还附了一张写在旅馆信纸上的便条。他向我道了谢，祝我圣诞快乐、万事如意，说他希望能够很快和我再见面。重磅消息在附言里。“西尔维娅和我就要开始度第二次蜜月了。她说，请不要因为她想再试一次而怪罪她。”
余下的故事我是在报上社会版块的某个八卦专栏里读到的。我不常读这类东西，只有在我把其他栏目都讨厌了个够的时候才会翻到这里。“亲爱的读者们，在得知特里与西尔维娅·伦诺克斯在拉斯维加斯破镜重圆的消息后，本报记者激动不已。众所周知，西尔维娅是称雄旧金山与佩布尔比奇的百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她正着手让马塞尔·杜豪与让娜·杜豪以当今最最前卫、最最时髦的风格重新装修她那套位于恩西诺的豪宅——从屋顶到地窖。柯特·韦斯特海姆——西尔维娅的前任——把这座只有18个房间的小棚屋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她，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柯特上哪儿去了呢，你也许会问？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移驾圣特罗佩斯了，而且我听说是永久性的。候驾的是一位血统非常、非常纯正的法国女公爵，膝下还有两个可爱至极的小天使。哈兰·波特对于两人再婚有什么看法，你也许会问？那你就只能去猜了。波特先生从不接受采访。你们还能找到比这更独家的报道吗，亲爱的读者们？”我把报纸扔进角落，打开电视机。在欣赏过了社会版块狗仔队的呕吐物后，甚至连摔跤手们看上去都俊俏了起来。不过那些事情可能不假。既然已经上了社会版块，那它们最好是真的。
* 圣特罗佩斯位于法国的里维埃拉，是富翁的消暑天堂。
我在脑海里想象着那座18个房间的小棚屋里堆着波特家的几百万美元，更不用提杜豪夫妇以最最时髦的亚生殖崇拜象征主义风格打造的室内装潢了。但我完全想象不出特里·伦诺克斯穿着百慕大短裤在其中一座游泳池边闲庭信步，一边用无限电话吩咐管家冰镇香槟、烧烤松鸡的模样。我也没有理由去如此想象他。如果这家伙想要做条让人指指戳戳的毛毛虫，这完全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知道，我会的——哪怕仅仅是因为他那只该死的镀金猪皮手提箱。
这是一个三月的傍晚，五点左右，天下着雨。就在这时，他走进了我那间破破烂烂的脑力工场。他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老成，非常清醒、严肃，而且镇定自若。他的模样像是一个已经学会了从容面对各种明枪暗箭的人。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雨衣，戴着手套，没戴帽子，一头白发就像飞禽胸口的羽毛一样柔顺。“我们找家清静的酒吧喝上一杯吧，”他说，口气就像是他之前只是走开了十分钟似的。“当然，那是在你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去了维克多酒吧。他开着一辆深褐色的“木星爵卫”，车上装了一个薄薄的帆布遮雨车篷，下面的空间刚好只够坐我们两个人。车里面是灰白色的皮质椅套，还装点着像是银制的小附件。
我算不上是汽车迷，可是这辆该死的车确实让我流了几滴口水。他说这车能瞬间加速到六十五码。车上配了一根矮墩墩的变速杆，高度只及他的膝盖。“四速的，”他说。“他们还没有为这样的宝贝发明出自动挡来呢。可你也不需要自动挡。上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挂到三挡启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最多也只能挂到三挡了。”“结婚礼物？”“不过是个小意思——送这种礼物的时候她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碰巧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小玩意儿’。我算得上是个给宠坏的孩子了。”
“真幸福，”我说。“如果这样的生活没有代价的话。”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把视线转回到被雨水打湿的路面上。双雨刷轻柔地在挡风玻璃上嗖嗖掠过。“代价？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伙计。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幸福？”“不好意思。我说错话了。”“我有钱了。谁他妈的想要幸福？”他的嗓音里有一种我之前从未听到过的悲伤。“你喝酒的习惯怎么样了？”“优雅得体得无懈可击了，老朋友。不知怎的，我好像管得住这个老毛病了。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你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酒鬼。”“我对酒不那么讲究。你和兰迪·斯塔尔处得怎么样？干我这行的都知道他是个狠角儿。”
他身子往后靠了靠，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我猜他的确是个狠角儿。我猜他们全都是狠角儿。可是他表面上并不显山露水。我还可以跟你说几个同在好莱坞黑道场上混的伙计，他们一看就是那样的人。兰迪可不想这样。在拉斯维加斯，他是一个合法的生意人。下次你去那里的时候，你可以去见见他。他会跟你成哥们儿的。”“不太可能。我不喜欢流氓。”“那只不过是一种难听的叫法罢了，马洛。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两场世界大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也将把它维系下去。兰迪、我，还有另外一个伙计曾经一起经历过一点小麻烦。这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纽带。”他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酒，朝侍者打了个手势。“因为他无法拒绝。”
侍者又拿了两杯酒来。我说：“这话在我听来纯粹是空话。如果这家伙真的碰巧欠你点儿什么的话，那你就站在他的位置上想想。他会很乐意能有一个机会来还你这个人情的。”他慢吞吞地摇了摇头。“我知道你说得对；再说，我也的确问他讨了一份工作。可那一阵子我是真的干了活儿的。至于说问他要照顾、要施舍，那我可不干。”“可你却愿意向一个陌生人讨这两样东西。”他直视我的眼睛。“陌生人可以只管自己走路，假装没听见。”
“有件事我真搞不懂：一个像你这样的上层人士干吗要和一个私家探子喝酒呢？”“你这是在谦虚吗？”“不。我只是有点疑惑。我还算是个容易交朋友的人，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甚至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只知道那是在恩西诺。我猜，你的家庭生活还算完满吧。”“我没有家庭生活。”我们又喝起了兼烈。酒吧里这时空空荡荡的。只有零星的几个嗜酒如命的老酒鬼像往常一样分散地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开始把自己灌倒。这类人总是动作异常缓慢地伸手去拿面前的第一杯酒，一面紧盯着自己的手，以免碰翻任何东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还是说你没打算让我明白？”
“‘大制作，没剧情’，就像电影界的那些人说的那样。我猜西尔维娅还算幸福，尽管那并不见得是因为和我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并不十分重要。你如果不用工作，也不用考虑花销的话，你就不愁没有事情做。虽说这些事并不怎么有趣，但有钱人从来就不懂什么叫有趣。他们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乐趣。他们从来不做真正有难度的事情，除非那是勾引别人的老婆——可这种欲求和水管工的老婆渴望给客厅装一条新窗帘的心情相比就苍白得可怜了。”
我一言不发。我让他说个够。“我基本上就是在消磨时间，”他说，“时间真难磨啊。打一小会儿网球，打一小会儿高尔夫，再游一小会儿泳，骑一小会儿马，还有那件妙不可言的乐事：看着西尔维娅的朋友们拼命支撑到午饭时间，然后开始向他们的宿醉发起进攻。”“你去维加斯的那天晚上，她说过她不喜欢醉鬼。”他笑了笑，扬起半边嘴角。我对他脸上的疤痕已经习惯了，平时甚至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除非是某种神色的变化突出了有疤的那半边脸上的僵硬表情。“她说的是没钱的醉鬼。有钱的醉鬼就只是酒量太大而已。就算他们在游廊上呕吐了，反正也有管家来收拾残局。”
他仰起脖子，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我得开溜了，马洛。再说，我已经让你觉得烦了——老天在上，我都觉得自己烦了。”“我没觉得你烦。我受过训，知道该怎么倾听别人。我迟早会搞明白你为什么情愿做一条宠物贵宾犬的。”他轻轻地用一只指尖拂过脸上的疤痕，脸上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你应该问的是，她为什么想要把我留在身边，而不是我为什么想要待在那里，耐心地坐在我的锦缎垫子上，等着她来拍我的脑袋。”“你喜欢锦缎垫子，”我边说边起身同他一道出门。“你喜欢丝绸毯子，喜欢摇铃，喜欢等着管家带着谦恭的微笑出现在你面前。”“也许吧。我是在盐湖城的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
我们出了门，走进困倦的夜色。他说他想散步。我们来的时候开的是我的车；这次我动作够快，终于抢先买了一回单。我看着他消失在视线之外。就在他渐渐隐没在淡雾之中的时候，他的白发在一家店铺橱窗的灯光下蓦然一闪。我更喜欢他烂醉如泥、穷困潦倒、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但却傲骨铮铮时的样子。但也不好说。也许我只是喜欢那种优越感。他为这些事情给出的理由很让人费解。
干我这行的都知道，有些时候应该直接发问，有些时候则应该小火慢炖，直到锅盖自己被顶开。每个有手段的警察都知道这一点。这就像是下棋或拳击中的一步妙招：有些人你得步步紧逼，让他们失去平衡；有些人你只需把他们堵在角落里，然后等着他们自己打败自己。要是我那天就问他的话，他也许当时就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向我和盘托出了。但我甚至从没有问过他的脸是怎么给人砸坏的。如果我问了，他也跟我说了，那这也许就能挽救几条人命。但也只是也许，没有保证。
“酒就像爱情，”他说。“初吻是魔法，次吻是亲密，三吻便是例行公事了。三吻之后，你要做的就是脱掉姑娘的衣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我问道。“这当然是一种高度的兴奋，但却是一种不纯粹的感情——审美意义上的不纯粹。我并不想对性嗤之以鼻。性是必要的，而且并不一定丑陋。可你总是得小心翼翼地去营造它。让性显得光鲜迷人可是桩要花大价钱的买卖，而且一分钱都不能少花。”
他环顾四周，打了个哈欠。“我最近睡得不好。这里不错。可是过一会，那些醉汉就要把这地方挤满了，到时候满屋子都是他们的嚷嚷和傻笑；那些该死的娘们儿也要开始搔首弄姿、挤眉弄眼了，她们还喜欢一边叮叮当当地摆弄该死的手镯，一边抛出预先打好包的风骚魅力。但再过一会儿，她们的魅力就会散发出一阵淡淡的，却毋庸置疑的汗馊味儿了。”“放松些，”我说。“她们也是人，她们会出汗，她们会脏，她们也得上厕所。你以为她们是什么——在玫瑰色的薄雾中起舞的金蝴蝶吗？”
“我为她难过，”他慢吞吞地说。“她是个十足的坏女人。也许我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喜欢着她。将来总有一天她会需要我的，到那时我就是她身边唯一一个不会欺骗她的人了。但也有可能到时候我会放手的。”我只是看着他。“你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我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没错，我知道。我是个软弱的人，没有胆量，没有野心。我抓住了一只黄铜戒指，当我发现它不是金子做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这种人的一生中只有一个辉煌时刻，那就像是在高高的秋千上荡出的一道完美的弧线。此后，他的余生便只有一个目标了，那就是千万别从人行道上跌回阴沟里。”
“干吗说这话？”我掏出烟斗，开始填烟丝。“她吓坏了。她吓得动弹不了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怎么说话了。也许是被她家老头子吓的。哈兰·波特是个铁石心肠的混球。表面上一副维多利亚式的道貌岸然。可他骨子里残忍得就像盖世太保。西尔维娅是个婊子。他知道这一点，他也恨这一点，但他却无可奈何。所以他就等着，观望着：一旦西尔维娅掉进丑闻的烂摊子，他就会把她撕成两半，再把那两半埋在相距千里的两个坑里。”
“你是她丈夫。”他举起空酒杯，狠狠地砸在桌沿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吧台招待瞪着他，但没说话。“没错，哥们儿。没错。当然了，我是她丈夫。登记册上是这么说的。我就是那三级白色台阶、一扇绿色大门，外加那只黄铜门环——叩它的时候你只需叩出一声长音，两声短音，然后女仆就会把你领进那间收费一百美元的妓院。”
我直起身来，往桌子上扔了一张钱。“你的话实在太多了，”我说，“而且你说自己也说得实在太多了。回头见。”我撇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径直出了门。借着酒吧里昏暗的光线，我依稀能分辨出他脸上的惊愕与苍白。他在我身后喊了一句什么，但我没有停步。十分钟后，我后悔了。但是十分钟后，我已经不在那里了。他此后再没有到办公室来过。一次都没有。我戳中了他心里的痛处。
此后的一个月，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一个清晨。这天早上五点，天刚蒙蒙亮，一阵接一阵的门铃声就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步伐沉重地穿过走廊和客厅，过去开门。他站在那里，看上去像是一个星期没睡觉了。他身上披了件轻薄的宽大衣，衣领竖着，大衣下的身体似乎在颤抖，头上一顶深色的呢帽向下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手里握着一把枪。
 那把枪不是指着我的。他只是那么握着它。那是一把中口径的自动手枪，外国牌子，肯定不是柯尔特，也不是萨维奇。就凭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脸上的疤痕、竖起的衣领、下压的帽子，还有那把手枪，他活脱脱的就像是从某部老掉牙的黑帮片里走出来的一样。“赶快开车送我去提华纳，我要赶一架十点十五分开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万事俱备，只差一辆车了。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搭从洛杉矶发出的火车、汽车或是飞机。付你五百美元的出租车费够了吗？”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到现在为止一动也没动过。他倚着早餐间的一角，身体僵硬。突然，他的脑袋一垂，没有任何征兆地落在了桌子上：他开始抽泣。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把手伸了过去，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那把枪。那是一把七·六五口径的毛瑟枪——一件完美的工艺品。我嗅了嗅枪口。我弹出弹匣——满的。枪膛是空的。他抬起头，看着咖啡，慢慢地喝了一点，眼睛没有看我。“我没有朝任何人开过枪，”他说。“嗯——至少最近没有。不然的话，你还得清洁枪膛。我不大相信你用这把枪打过谁。”“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他说。
“等一等，”我在不被咖啡烫着的情况下，用最快的速度喝光了杯里的咖啡，然后又添了一杯。“是这样的，”我说。“你在告诉我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开车送你去提华纳，那你千万不能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我慢慢地重复道，“如果你从事了任何一种犯罪行为，或者是任何法律机构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当然，我说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你千万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了解任何关于此类犯罪行为的重大信息，那你同样也不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开车送你去提华纳了。听明白了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目光已经聚焦，但眼中无神。他的胃里已经有了咖啡。他的脸上没有血色，但他很镇定。我又给他倒了些咖啡，然后还是往里面加了点酒。“我跟你说了，我遇到麻烦了，”他说。“我也听到了。我不想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麻烦。我还得保住饭碗，保住执照呐。”“我可以拿枪顶着你，”他说。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了看枪，没有去碰。
“你没法一路拿着枪把我顶到提华纳去，特里。你也没法拿枪顶着我过边界，更没法顶着我上飞机。我是个偶尔会和枪打交道的人。我们就暂且撇开枪不谈吧。要是我事后告诉警察，说我被你吓得屁滚尿流，只好任你摆布的话，那我在警察眼里的形象可就妙极了。当然，前提是我有任何事情要告诉警察的话——对此我暂且表示怀疑。”
“听着，”他说，“她的房门要到中午甚至更晚的时候才会有人来敲。用人不敢在她头天夜里晚睡的情况下打扰她。主宅后面有一间大客房，离主宅有一点距离，配有独立的车道、车库和其他设施。西尔维娅是在那里过夜的。女仆最后肯定会在那里找到她的。”“她的衣服肯定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她从不挂衣服。女仆一看便知道，她只在睡衣外面披了件睡袍便出了房门。所以她只可能去了那间客房。”“那可不一定，”我说。“她只可能去了客房。天啊，你以为他们不知道那间客房里的事情？仆人们总是能知道。”
“那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说。“基本上不用了。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我们上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粗暴——我撇下你，一个人走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那天都快把我烦死了。事后想想，我明白了你其实只是想通过自嘲减轻心中的失败感。你刚才说你有护照和签证。申请去墨西哥的签证可是需要点时间的。他们可不愿意把随便什么人都放进去。所以，你筹划逃跑应该有些时间了。我之前就在想，不知你还能坚持多久。”“我猜我心里有种模糊的使命感，觉得我必须待在她身边，因为她对我的需求也许不仅仅是拿我当个门面来糊弄她家老头子，让他不要盯她盯得太紧。顺便说一句，我半夜里给你打过电话的。”“我睡得很死。我肯定没听见。”
“然后我去了一家洗土耳其浴的地方。我在里面待了几个钟头，洗了蒸汽浴、冷水浴、淋浴，做了按摩，然后在里面打了两个电话。我把车停在了拉布雷阿街和方廷街路口，然后从那里走了过来。没有人见到我拐进你这条街。”“那两通电话和我有关吗？”“一通电话是打给哈兰·波特的。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去了——生意上的事。他一直没来过我们家。我为了找到他，费了好大周折。但最后他终于跟我通话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但我要走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微微斜向一边，望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那丛摩挲着纱窗的黄钟花。“他什么反应？”“他很难过。他祝我好运。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哈哈大笑，笑声尖刻。“钱。这永远是他字典中的头一个字。我说我的钱够了。然后我给西尔维娅的姐姐打了电话。她的反应也差不多。就是这些。”
“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你究竟有没有在那间客房里撞见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摇摇头。“我从没有去捉过奸。要捉的话，那也肯定不是什么难事。那从来就不是难事。”“我告诉过你，我是个没用的人。天啊，我第一次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她？打那以后，为什么我每一次见到她都会把自己灌得烂醉？为什么我宁可在穷困潦倒中打滚，也不愿问她要钱？她已经结过五次婚了——不算跟我结的这两次。而她只要勾勾小指头，这五个男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回到她身边——而且不单单是图那百万美钞。”
我换好衣服，锁上通向后堂的隔门。等到我回到客厅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一把椅子里睡着了，脑袋歪在一侧，脸上像是被放干了血色，整个身体都疲惫得松弛开了。他看上去可怜极了。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慢慢地醒了过来，仿佛从他方才栖身的梦乡回到我的身边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我先等他回过神来，这才开口说：“手提箱怎么办？你那只白色猪皮箱还放在我衣柜最上面一层呢。”“里面是空的，”他无精打采地说。“再说了，那只箱子太引人注意。”“你要是一件行李都不带，那反倒更引人注意。”
我回到卧室，站在衣橱里面的梯凳上，把那只白色猪皮箱从最高层的搁板上拽了下来。天花板上，通往阁楼的那扇四方的活门正好顶着我的脑袋，于是我把活门推开，把手尽可能地往里伸，将他那只皮钥匙包扔在了一根落满灰尘的系梁或者其他什么梁后面。我拿着那只手提箱爬了下来，拂去灰尘，往里塞了些东西：一件从未穿过的睡衣、牙膏、一支备用的牙刷、两条廉价的毛巾和浴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剃须膏，还有一把买一整盒刀片时送的剃须刀。没有一样是用过的，没有一样有标记，没有一样会引人注意，只是如果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话，那就更好了。我又往里面添了一瓶还裹着包装纸的波旁威士忌。我锁上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了上面的一把锁里，然后提着箱子回到前厅。他这时又睡着了。我打开房门（开门的时候没有惊醒他），提着箱子下到车库，将它放进敞篷车的前排座位后面。我把车开了出来，锁上车库门，转身爬上台阶回去叫醒他。我锁好房门，这才与他动身出发。
我一路开得很快，但没有快到吃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们也没有停车吃东西。时间不多了。边检人员没跟我们多说什么。我把车开上提华纳机场所在的那座平顶山上，然后挨着机场办事处停下车，坐在那里等着特里取票。DC—3的螺旋桨已经开始缓缓转动了，但这样的速度只是为了让引擎保持温度。一个穿着灰制服、身材高大的万人迷飞行员正在同聚在一起的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人身高六英尺四左右，手里提着一只枪囊。他身边站着一个穿便裤的姑娘，一个小个头的中年男子，还有一个高个儿的灰发女人——和她站在一起，那个中年男人就像是个小萝卜头。三四个明显是墨西哥人的家伙也站在旁边。看来，这些就是这架飞机要承担的全部载荷了。舱门前已经放下了舷梯，但似乎没人急着上去。这时，一个墨西哥乘务员走下舷梯，站在那里候着。他们似乎没有扩音装备。那几个墨西哥人踩着台阶上了飞机，可飞行员还在同那几个美国人聊天。我旁边停着一辆车身庞大的帕卡德。我钻出敞篷车，瞄了一眼那辆车的车牌号。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学会少管闲事的。就在我把脑袋缩回来的时候，我瞧见那个高个儿女人正盯着我这边看。
我从我那辆奥尔斯里拎出那只猪皮箱，放在碎石路面上。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它。“我跟你说过，我不要了，”他没好气地说。“这里面有满满一品脱烈酒，特里。还有几件睡衣什么的。全都没做过标记。你要不想要，打开来看看。或者把它扔了。”“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我也有我的。”他突然露出了一个微笑。他提起手提箱，用另一只手使劲儿地捏了捏我的胳膊。“好吧，哥们儿。你是老大。另外请你记住，如果哪天日子混不下去了，尽管向我开口。你不欠我一分钱。我们只是在一起喝了几杯酒，彼此处得挺友好，而我又在那里不停地说着我自己的事。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对我生气。”“你真不该这么做。”“反正我手头的钱我到死连一半都花不光。”“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开始踩着舷梯登机了。这时一个身材五短三粗，长着一张大黑脸的家伙从办公楼的大门里走了出来，朝着这边又是挥手，又是指指点点。“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有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里。”他突然做出了像是准备面对风暴的姿态。他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他慢慢地转过身，回头望着我。“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这件事你说错了。我接下来会慢慢地朝飞机走过去。你有充足的时间拦住我。”
他迈开步子。我看着他。办公楼门口的那个家伙在等待，但似乎并不太着急。墨西哥人很少会着急。他弯下腰，拍拍那只猪皮箱，朝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他站到一边，让特里从那扇门里走了出去。不一会儿特里从另一边的一扇门里钻了出来——那里是入关时海关人员把守的地方。他穿过碎石路，来到飞机边上，步伐依旧缓慢。这时他停下脚步，朝我这边望了过来。他既没有向我示意，也没有向我挥手。我也没有向他作任何表示。然后他爬上了飞机，舷梯随即收起。
我钻进奥尔斯，发动引擎，倒车后一打方向盘，穿过了半个停车场。那个高个子女人和那个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抽出一块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朝停机坪的另一头滑行，扬起漫天尘土。到了尽头处，飞机拐了个弯，马达加速旋转，发出隆隆轰鸣，机身开始向前作缓慢加速运动。一团团尘土在飞机身后升腾。然后飞机起飞了。我看着它缓缓升入强劲的气流中，然后消失在了东南方向那片裸露的蓝天中。我走了。边卡上的那些人全都看也不看我一眼，仿佛我的脸同钟表的指针一样意义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