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敌人？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金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根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八〇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九〇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九〇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比较起来，八〇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九〇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八〇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九〇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了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