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空间下的精神分野

巫觋集团是殷商时代唯一拥有知识的社会阶层，他们把每次祭祀占卜活动的人物、时间、内容及其效验都记载于龟甲兽骨之上，从而就构成了对殷商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录。另一方面，由于祭祀和占卜活动通常是在一种与神相通的迷狂状态中进行的，而酒则是使人进入迷狂状态的最直接途径（酒本身也是殷民族由畜牧走向农耕的产物），因此殷人有嗜酒的风习。《尚书》的“微子”和“酒诰”等篇中记载了殷人“沈酗于酒”“荒腼于酒”的社会风气，并将殷商失国归咎于此：”诞惟民怨，蔗群自酒，腥闻于上。故天降丧于殷。”这种嗜酒风习与宗教迷狂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与后来周人“尊礼尚施”的文化品性和儒家文化审慎的伦理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酒与殷人的宗教结下不解之缘。‘群饮’、‘崇饮’已成为当时条件下的宗教政治性聚会。”在古希腊的酒神祭中，我们也可以同样看到同样的宗教迷狂，罗素认为那是一种“又美丽而又野蛮”的宗教仪式，它所体现的精神“酣醉”部分是由于酒力，但更多是由一种神秘性的力量所致。弗雷泽谈到对酒神迪奥尼索斯的崇拜时指出：“对他的狂热的崇奉，通过纵情的舞蹈，激动的音乐和极度的醉酒而表现出来......这种宗教对于热爱神秘并自然地倾向于复返原始状态的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因此它就像野火似的很快传播于整个希腊。”由此可见，在“轴心时代”之前的殷商文化中，中国人也曾经体验过“西方式”的宗教迷狂。只是到了周代以后，随着宗法制度和“尊礼敬德”思想的出现，那种狂热的宗教精神才让位于刻板的礼仪规范和审慎的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