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

乾隆皇帝以喜好出巡闻名，当时的观察者和现代学者都对他的游历有过评论。
乾隆朝来华的朝鲜使臣注意到了如此频繁的外出活动，他向国王报告：“皇帝不肯一日留京，出入无常，彼中有‘马上朝廷’之谣矣。”
巡幸既作为国家行为，又是民族传统、家族美德。狩猎作为“祖制”，是出巡的常规形式，也是上古圣君的典范。
为了调和由于相似（文化的同化）所带来的合法性与由于不同（民族的区分）所产生的支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康熙和乾隆的朝廷运用了王朝孝道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巡幸鼓吹为爱新觉罗家族（以及广而言之，整个满洲人的）祖先在文武两方面的美德。此外，南巡是1680和1740年代更广泛地恢复巡幸的一部分，它们也是旨在促进清朝民族一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建构。
之前因运河研究，只关注皇帝们“下江南”，未重视“上盛京”。这里提到，康熙前往盛京的理由不是遵循典礼也非仁政，而是“王朝孝道”。
《起居注》记载，康熙皇帝自己承认，此行是“仰体皇考未竟之志，来发祥故地，谒太祖、太宗山陵”。只有在“祭礼已成”，他才认为“朕怀大慰”。

孝道的话语，既是安抚官僚的姿态，也是民族一王朝必胜信念的意识形态表达。大臣们盛赞康熙皇帝“精诚至孝，古帝王所未有也”，这反映出康熙皇帝已找到了一种言辞之道，使自己的首次巡幸能迎合汉族士大夫，而此等情感也激励了民族一王朝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