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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懒散颂》一文中，罗素（Bertrand Russell）把休闲放到一个更大历史脉络里。他说：“休闲对文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只为少数人所都有的休闲，是靠着多数人的劳动而成为可能。他们的劳动是有价值的，这不是因为工作是好的，而是因为休闲是好的。”本身也是贵族的罗套指出，著书立说，发明哲学，创造科学，栽培艺术，做出这些成就的正是有闲阶级而非劳动人民。他说这番话并不是要为阶级制度请命，相反地，他建议应该把过去只为少数人所享有的休闲扩大到所有人。这是对工作伦理的公然攻击，而他认为工作伦理只是骗人接受一种无休闲生活的诡计。他指出这种诡计并未成功，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认为工作是什么美好事物，他们会去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然。
罗素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对休闲有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是现代社会强加、灌输的。罗素之所以歌颂“懒散”，切斯特顿之所以鼓吹“什么都不做”，都是蓄意挑衅视“忙个不停”为最高价值的社会。他们都很同意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人生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得享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