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自由

    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离不开的：一个是对超越的冲动和对彼岸的执着的追求，即“爱智慧”的“爱”；另一个是对语言和逻辑的信任，把语言看作自己“存在的家”。我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最大的理性主义代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而解开这一西方理性精神之谜的。我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一书中谈到，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由两种精神辩证地结合而成的，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前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逻辑精神，后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超越精神或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作为自由意志，本身就包含在理性精神之中。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缺乏的正是这样两种精神，既缺乏对超验事物的自由追求，时刻被世俗条件所束缚，又缺乏普遍的逻辑理性和行为规范。
    
    “五四”以来，人们提出要引进西方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正反映出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理性和自由的匮乏。但“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启蒙者都没有注意到，科学和民主的根基其实就是逻各斯和努斯。所以中国传统思想中所缺乏的正是自由的超越和普遍的规范，只持有一种世俗日常的经验眼光，一方面不讲原则，耍小聪明，钻一切“特殊情况”的空子；另一方面又缺乏创意，墨守成规，崇拜既成事实。以这种眼光来接受西方思想，都只能是把这些思想庸俗化，在任何一个西方哲学概念上都只看到其中世俗的可以触摸的一面，而丢掉了超越的一面。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陷入了“括号”里的东西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