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1。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
当“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近代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才得以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市场将某些劳动“商品化”的同时，并没有将另一些劳动“商品化”，家务劳动就是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
（定义之争没看懂）
▶家务劳动是一种无偿劳动：家务劳动”的“城市标准”（urban criteria）的实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即被称为“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是无偿劳动的原因，而并非其结果。”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劳动的分割——“有收入的工作”和“无收入的工作”，以及其对应的男女的性别分工。
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2。以爱之名的劳动：“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a labor of love）。
▶家庭－女权主义（domestic feminism）的悖论
在近代社会的形成中，“家庭”领域的形成和女性在此领域握有的主导权（其实都是对女性的隔离，这点在之后得以明确）成了家庭女权主义“提高女性的地位”的目标。
“家庭性”（domesticity）的形成，使女性靠着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找到了逃脱男性权力的“庇护所”，反过来说就是创造出了“女性王国”
▶家庭性意味着阶级晋升
由于“家庭性”的典型出现于城市资产阶级中，所以成为“家庭主妇”对许多女性而言意味着阶级晋升。
对男性而言，能拥有佣人而不劳妻子做家务更是他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至今在许多梦想着“婚后成为家庭主妇”的女孩心中仍回响着成为家庭主妇意味着阶级晋升的近代初期的余音。因为对她们而言，男人通过教育这个阶级晋升的阶梯可以从自己的原生阶级向上攀升，而自己只能通过结婚这唯一的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所属阶级。
▶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论争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家务劳动”本身。这一概念阐释了：（1）家务劳动是劳动；（2）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正如道菲指出的，“女性运动迫在眉睫，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来看，家务劳动是劳动，而且是被剥削的劳动”。
在“家务劳动是劳动”的认识之下，家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匣子”被强行公之于众，“爱的共同体”的神话被打破，而其中的不平等也昭然若揭。特别是在通过劳动，从五彩纷呈的公共领域之中分离出的私人领域里，“劳动”这一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私人领域的解体，也意味着在理论角度上马克思主义拓展适用于私人领域。若非如此，家务劳动就“在封闭的个体家庭之中，仅仅被当做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家庭而做的‘私人之事’”，而并非劳动了。
▶马克思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了三个概念”：
（1）父权制（patriarchy）；
（2）再生产（reproduction）；
（3）意识形态（ideology）。
这三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而且它是女权主义者为了对（独立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性统治进行阶级分析而增加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任务在于解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父权制这一历史固有样式中压迫女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尝试，不仅仅是对‘父权制’的分析，而且是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二者相关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