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她母亲在电话里听出她声音的异样。“你病了吗？出了什么事？”
“我很好。只是工作。”她说。
她父亲也问她为什么听起来不一样，是否一切都好。她告诉他一切都好，她下班后花许多时间写博客；她正欲说明她的这项新消遣，可他说：“我对那个概念相当熟悉。我们办公室正在普及一次严格的计算机扫盲培训。”
“他们已经批准你父亲的申请。等我学校的课上完，他就可以休假，”她母亲说，“所以我们应尽快申请签证。”
伊菲麦露盼了很久，并一直谈论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来看她。如今她可以负担得起，如今她母亲想要来了，但她却希望可以换个时间。她希望见到他们，但一想到他们要来，她心力交瘁。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当他们的女儿，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人。
“妈咪，眼下工作上事情很多。”
“喔——喔。我们来会打搅你的工作吗？”
于是，她给他们寄了邀请信、银行流水单、她的绿卡复印件。美国大使馆现在有进步了，虽然工作人员依旧态度粗鲁，她的父亲说，可你不必再在外面争先恐后地排队。他们拿到了为期六个月的签证。他们来了三周。他们好像陌生人。他们的样貌没有变，但她记忆中的那份尊严不见了，剩下的则是某些卑微，一种没见过世面的汲汲之态。她的父亲惊异于她公寓大楼走道里工业化生产的地毯；她的母亲在凯马特大卖场囤购人造革的手提包，把购物中心餐饮区的餐巾纸偷藏回家，甚至包括塑料购物袋。他们俩在杰西潘尼百货公司前摆好姿势留影，要伊菲麦露确保把商店的整个招牌拍进去。她冷笑地望着他们，为此她感到内疚；她曾如此珍惜地守护对他们的回忆，然而，在终于见到他们后，她冷笑地望着他们。
“我听不懂美国人讲话。他们说‘工作’，你以为他们说的是‘刺戳’，”她的父亲断言[46]，把两个词都拼了一遍，“我觉得英国人说话的腔调更可取得多。”
在他们启程前，她的母亲悄悄问她：“你有朋友吗？”她用英语说“朋友”，那是父母们使用的婉辞，因为他们讲不出会亵渎他们舌头的“男朋友”，尽管那正是他们所指的：一个罗曼蒂克式的人物，有望结婚的前景。
“没有，”伊菲麦露说，“我工作一直很忙。”
“工作是没错，伊菲。可你也要睁大眼睛。记住女人是一朵花。我们的时间过得很快。”
若是以前，她可能会不屑地大笑，告诉母亲，她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一朵花，可现在她太累了，感觉付出了太多心力。在他们动身回尼日利亚的那天，她瘫倒在床上，止不住地哭泣，心想：我怎么了？父母的离去令她如释重负，她为这种如释重负感而感到内疚。下班后，她在巴尔的摩市中心游荡，漫无目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是不是小说家所指的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