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名副其实的恐怖陈列室

大卫·斯塔尔·乔丹的校长权力在简·斯坦福去世之后随即瓦解。校董事会对他匆忙解雇简的眼线朱利叶斯·戈贝尔大为不满，于是投票剥夺了他解雇教职工的权力。1913年，董事会干脆把他架空。他们让大卫保留名誉校长的头衔，但夺去了他余下的全部行政权。突然有了成堆的空闲时间，大卫给自己找了个新爱好。在过去的捕鱼旅程中，他曾几次到访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名为奥斯塔的小村庄。在那里，他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奥斯塔村可以说是一个心理或生理上有残疾的人的避难地，几百年来，天主教堂为那些因身体状况被家庭抛弃的人提供住处、食物和照顾。这些人最后大多变成了技艺娴熟的工人，在田间或厨房劳作，他们找到了爱人，并结婚生子。一座颠倒的城镇出现了，在这里，不正常才是正常，那些在社会上没法生存的人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得以繁衍生息。一些人在这个村子里看到了美好，认为天主教堂是在以最具人性之美的方式帮助社会上最脆弱的生命，让他们得以有尊严地生活。但大卫·斯塔尔·乔丹在19世纪80年代到访该地时，将其描述为“名副其实的恐怖陈列室”，称这里充斥着“智力不如鹅……仪态不如猪的人”。
这么多年来，奥斯塔村一直让大卫感到不舒服。他担心这个村子证明了路易斯·阿加西的观点，即动物界会出现一种现象：退化。大卫错误地认为，海鞘和藤壶等固着动物，由更高等的鱼和螃蟹“退化”为这种懒惰、孱弱、简单且低能的形式，最终靠寄生获取营养。往大了说，他认为，任何对动物的长期帮助都会导致该种动物在生理和认知上的衰退。大卫错误地理解了自然界的运行方式，并将这种臆想的现象称为“动物贫困”。他担心这便是奥斯塔村正在面临的危机，担心那里的人正在退化为“新的人种”。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警告公众这种慈善行为的危害，即导致“不合格者的存活”。他在书中建议彻底除掉这些“白痴”，并将其作为阻止全世界范围内人类“衰退”的唯一手段。他还着重强调了一个刚问世几十年的词，在他著书时，这个词尚未在美国流行开来，他用相当的热情和科学权威为其加冕，并在美国国土上大力推广。这个词便是“优生学”。
大卫·斯塔尔·乔丹是把高尔顿的理论带回美国的先驱之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大卫已经在自己于印第安纳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引入该理论，而要等到几十年后，美国才会涌现出一大批狂热的优生学家。大卫告诉学生，“贫困”和“道德败坏”等特质可以遗传，因此“要像抽干臭水沟那样予以根除”。之后，他把这些理论带出教室，向大批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发表演说，告诫他们“只有人类优质繁衍，国家才能长久”。189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支持优生学的文章，随后又出版了一系列支持清理基因库的书，包括《人类繁衍》(The Human Harvest)、《国之血》(The Blood of the Nation)、《你的家族谱系》(Your Family Tree)等等。在大卫笔下，所有他想从地球上清除的人群——穷人、酒鬼、白痴、道德败坏者——都被丢进同一类别之中，贴上“不合格者”的标签。“不合格者”！多么朗朗上口的一个词，蛊惑人心而又简单易懂。一个词就能涵盖他的想法，让我们明白哪些特定的族群有生存的权利，能受到科学庇护。“不合格者”！不是某个人的判断，而是自然界的选择。
但大卫·斯塔尔·乔丹是个虔诚的清教徒，不可能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开始主张将优生绝育写入法律。1907年，在大卫来自布卢明顿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强制性的优生绝育在印第安纳州合法化，这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首例。两年后，大卫促使该法案在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他对这项事业的投入令人瞩目，于是被邀请担任美国繁育协会优生委员会主席。他欣然接受。我不敢相信，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没有提及美国在优生运动中发挥的领头作用。但优生学似乎和新潮女郎以及T型汽车一样，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可不是什么边缘运动，它获得了两党的支持，20世纪的前五任总统都看好它的前景。许多有声望的大学，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到普林斯顿大学，再到西海岸的其他院校，都开设优生学课程。市面上有优生杂志、优生化妆品，甚至还有优生竞赛。这种竞赛通常在州级市集上举办，人们撑开喜庆的白色帐篷，从参赛者中评选出最优质的家庭和最棒的婴儿，把婴儿们当南瓜一样测量和称重。最好的皮肤、最圆的脑袋和最对称的特质都会被授予蓝丝带。
不过，实际的绝育比例依然不高。根据在大卫的推动下确立的优生绝育法，一个“不合格者”要先同司法、医疗、教育或福利系统接触，之后才能做绝育手术。接着，1916年，一个名叫麦迪逊·格兰特的美国人出版了一本优生学的书，后来这本书被一位名叫希特勒的德国人奉为“圣经”。在这本名为《伟大种族之延续》(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书中，格兰特提出一项政策，与高尔顿在科幻小说中主张的观点有些类似：政府应当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将整个国家所有“道德败坏、有精神缺陷和遗传缺陷的人”骗到一起，然后对他们实施绝育手术。美国的优生学家们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十几年后，希特勒通过了德国的第一部强制绝育法，美国的优生学家兼医生约瑟夫·德贾内特扼腕叹息：“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被德国人击败了。”
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拥护这个通过基因清洗创造美好社会的计划。反对的声音也不小。1910年，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斥责优生绝育为“野蛮行径”；俄勒冈反绝育联盟的代表律师称之为“暴政和镇压的机器”；天主教的反对最为强烈，理由是绝育亵渎了生命的纯洁。1906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塞缪尔·彭尼帕克将世上第一部强制绝育法扼杀在萌芽中，他说：“纵容这样的手术，就是在迫害那些无助的群体……那些州政府承诺保护的人。”科学界也涌现了成堆的反对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优生学的科学理论称作“一派胡言”，他们指出，后天环境才是关键因素，它决定了许多优生学家认为应当通过绝育根除的特质：贫穷、滥交、文盲和犯罪。其他科学家质疑“退化”这一概念和“做慈善会导致生理退化”这一理论，他们不相信生命会以大卫所说的方式“倒退”，不相信海鞘等生物是因为寄生而退化为披有囊包的固着动物。这些怀疑之后都被证明并非空穴来风。
我们来看看蓝细菌的例子。它不过是海洋里一个小小的绿色微粒，几百年来在人类眼中不值一提，甚至一度连名字也没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科学家突然发现我们呼吸的氧气有很大一部分是它制造的。现在，我们对它表示尊敬，那小小的绿色微粒，将由我们尽力去保护。这正是达尔文早已预见的场景，他向人类发出警告，直截了当地反对将自然的馈赠进行排序，因为“哪些类群最终能够稳操胜券，却无人能够预言”。这份谨慎，这份谦卑，这份对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生态多样性的尊敬，实际上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基本哲学概念，有时被称作“蒲公英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蒲公英是必须铲除的杂草，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是人为培育的珍贵药材。优生学家没考虑到这个无比简单的相对性原则。他们试图铲除基因库中“必不可少的”多样性，结果却破坏了培育优良人种的良方。
2007年，亚历山德拉·明娜·斯特恩，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萨克拉门托政府办公室内一个老旧的档案柜里发现了一套微缩胶卷，上面印着优生学的登记表——从1919年到1952年，在大卫的第二故乡加利福尼亚州被强制绝育的所有人的姓名和人口学特征。有近两万人登记在列。斯特恩带领一个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分析这些记录，一起拼凑出“不合格者”的真正含义，以及哪些人群属于这一类别。斯特恩写道，被划为“不合格者”的“多为被控滥交的年轻姑娘，墨西哥、意大利和日本移民的儿女……以及那些跨性别的男女”。根据其他研究，有色人种女性被绝育的比例出奇地高。美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强迫两千五百名原住民妇女绝育。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的优生学会搜捕了几百名黑人妇女并为之绝育。最耸人听闻的是，从1933年到1968年，约三分之一的波多黎各妇女被美国政府实施绝育手术。
顺便说一句，让上述一切成为可能的裁决，仍被保留在最高法院的案件记录中。是的，这一裁决从未被推翻。在美国法律的最高层面，仍然有法条这么规定：如果政府认定你“不合格”，它就有权力把你从家中拖出来，拿刀刺穿你的腹部，切断你的血管。虽然多数法学家会告诉你，从专业角度来说，该法悬而未决，因为所有州都已经废除了优生绝育法。但现实是，全美仍有将近一半的州允许对“不合格者”实施非自愿的绝育手术，只不过现在换用“精神障碍”或“精神缺陷”等词语来形容手术对象。与此同时，强制绝育仍旧在全美“悄然”进行——发生在服务低收入群体的医院、精神科诊所、监狱、残疾人服务机构等等，大多数绝育手术没有被记录在案，因此很难发现。不过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大案子被曝光出来。2006年至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内有近一百五十位妇女被非法绝育，不仅没有经过她们的同意，有时甚至不会在绝育后告知她们。2017年夏季，田纳西州一位名叫萨姆·本宁菲尔德的法官被曝光与轻刑犯进行交易：只要同意绝育，就可以换取减刑。
就是这样。同样的想法，与高尔顿一样的思维模式。这位法官认为，贫穷、痛苦和犯罪倾向流淌在人的血液中，而一把手术刀就足以将这些弊端从社会中铲除。优生学在美国根本没有消停下来，我们甩不掉它。漫步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走到第二十一街向北看，你就能看到他——弗朗西斯·高尔顿，他的铜像矗立在美国科学的圣殿，即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入口处。若你沿着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主干道漫步，第一个迎接你的雕像就是路易斯·阿加西。这个信奉黑人属于低等种族的人，还在校园里的科林斯柱之间指点科学的江山。他的背后是一栋巨大的砂岩楼，有荡气回肠的拱廊和黏土瓦构成的楼顶。这栋楼的名字致敬了那位曾周游全国，大力呼吁“清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的人——它叫乔丹楼。